「“这样一个人的巨流河，从单一官方叙事里，松动、复活了历史。我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能被任何权力自上而下定义。”」

特约撰稿人 黄润宇

2024年3月28日凌晨，齐邦媛在台逝世，享寿100岁。作为重量级作家、学者，齐邦媛的辞世引发华文各界追思，台湾作家袁琼琼、杨渡、林淇瀁（向阳）、媒体人董成瑜等都在社群平台以文追悼。作家杨照述说齐邦媛对自己的影响，感慨“一直到政治解严，一直到幸存者如齐邦媛，鼓气也无不赌气地终于写出自己的、家族的记忆。”现任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专文写道：“谢谢齐邦媛老师，将台湾文学的湛蓝与静美，带到世界，她也永远是台湾文学长河中的粼粼波光。”

而齐邦媛在中国大陆也深具影响，不少读者于今感怀她的文字力量，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直言：“人们悼念齐邦媛，是在悼念一个有骨气的灵魂；人们阅读《巨流河》，是在怀念那一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1924年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的齐邦媛，在战火中国成长，前半生可谓颠沛流离。抗日战争开始，13岁的她随家人迁到汉口，又流亡至贵州；后入武汉大学，师从朱光潜。1947年收到国立台湾大学的聘书，“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两年后，风云变色。”在80岁写下回忆录《巨流河》，齐邦媛用简练语言说尽生命中的关键转折。来台后，她一直从事外文教育，以教学、编纂、著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知识人。

在被战争及其遗绪割裂的华语世界，为何齐邦媛的文字能超越政治结界、让不同国别不同立场的读者都为之动容？战后流徙的日子已过去那么久，如今我们能从《巨流河》中读到什么？我们访问了不同地域的学者、作家、媒体人，从他们各自的回忆与阅读中，再拼凑出齐邦媛与她身后的漫长时空。

“《巨流河》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是由权力筑成的封闭城墙，而是普通人经验汇成的流动大河。这是在今天和未来不断重读的意义吧。当权力再一次试图修筑城墙，每一个普通人的经验，都能够打开缺口，让历史再次流动如初。”张洁平

齐邦媛：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师从朱光潜，吴宓。1947年赴台，受聘为台湾大学外文系助教。1969年，创办中兴大学外文系并任系主任。1972-1977年，任职台湾国立编译馆，推动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改革，剔除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加入杨逵、黄春明、杨唤等台湾作家作品。1977-1988年专任台大外文系教授。70年代起致力于将台湾文学英译推介到西方世界，被誉为“台湾文学的知音”。1998年公开呼吁“国家文学馆”必须独自设馆，给文学一个“家”，引起媒体与政府的关注。2009年出版自传《巨流河》，在中文世界引发广大回响。

教外文系的人

“台湾文学是什么？它一直是个有争论的名字。争者论者全出于政治目标，有时喧闹，有时噤声，全靠当时局势。他们当时不知道，文学和玫瑰一样，它的本质不因名字而改变。”——《巨流河》第十章 〈台湾、文学、我们〉

林文月是自己笔下“读中文系的人”，而齐邦媛则是“教外文系的人”。1947年来台时，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其后亦在不同学院教授美国文学、外文翻译；60年代后期又短暂赴美教书、进修，两年后返台接续外文教育工作，直至1988年荣休。

「“它是较没有明星的奖项，有点‘去中心’的感觉。其中可发现一些较另类、或还未建立起商业模式的乐团/音乐人。”」

特约撰稿人 黄润宇 发自台北

2007年6月16日，在第十八届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音乐人林生祥因获“最佳客语歌手奖”及“最佳客语专辑奖”而两度走上领奖台，却也两度拒领奖杯：“我觉得金曲奖应该要以音乐类型来分类比较适当，而不是以族群语言来分类。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音乐的关系。”此语一出，台下传来悠长的掌声。

“音乐以语言区分是本末倒置”，林生祥这样讲，事缘在金曲奖语言分类限制下，他在当年度只能报名客语奖项，“这么重要的华人音乐奖项，却以语言来分类，这样别的国家根本进不来。”

就这样，林生祥拒绝领奖成为台湾最大音乐奖项金曲奖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而金曲奖在流行音乐类别里，按照华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进行奖项分类，也成为多年来金曲奖的主要争议之一。这样的背景下，三年后的2010年，另一个台湾重要音乐奖项成立了：也是由台湾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来牵头主办的“金音创作奖”（下称“金音奖”）。

与台湾的传统“三金”奖项（金曲、金马、金钟）不同，金音奖不再以性别、语言、族群身分作为分类依据，取而代之的是音乐风格种类（例如摇滚、民谣、嘻哈、电音），以及表现形式（例如EP、专辑、现场演出等）；同时还放宽了报名资格限制，让没有签约公司的独立音乐人也能参与其中。金音奖英文全称“Golden Indie Music Awards”，似乎就已揭示了这个奖项与独立音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地之音乐场景发展，奖项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结构性作用？在音乐串流平台兴起、分众逐渐形成的这十几年间，金音奖与台湾在地独立音乐场景的连结是什么？

若把目光从台湾外移，金音奖在华语世界中的位置也算特别。中港等地并没有由官方主办、且专门颁发给非主流音乐市场创作者及作品的音乐奖项。在香港，较具认受性的音乐奖项如“叱咤乐坛流行榜”、“十大中文金曲奖”等，都是由电视广播媒体主办，屡见其商业考量。

而中国大陆近年来除半官方机构主导的“唱工委音乐奖”等，也出现了一些民间自发创立的音乐奖，包括迷笛音乐学校发起的“迷笛奖”、豆瓣网发起的“阿比鹿音乐奖”，这些奖项的评审机制和得奖名单，总是能很轻易令大众看出民间与官方之鸿沟。

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独立音乐场景乃至其金音奖，确有独特之处。

一地之音乐场景发展，奖项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结构性作用？在音乐串流平台兴起、分众逐渐形成的这十几年间，金音奖与台湾在地独立音乐场景的连结是什么？哪些维度有助推动，哪些还不足？近年大家在说的“金曲奖金音化”或“金音奖金曲化”是怎么回事？金音奖走到今天，能够真的回答2007年林生祥在金曲奖舞台上提出的质问吗？为此，我们访问了金音奖常客音乐人、评审团主席、台港乐评人等，看看台湾在所谓““大中华区葛莱美奖”的金曲奖之外，为何还需要金音奖，以及它究竟带来了什么不同的特质。

「“在香港，我的‘异乡感’来自一种精神洁癖；但是在台北的‘异乡’感，是我会自我提醒，不要当这里是自己地方。”」

特约撰稿人 黄润宇 发自台北

2019年初，移居台湾一年的香港作家陈慧，正在台北中山地下书街的“炉锅咖琲”埋头写连载小说《弟弟》。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有时抬起头，望到一街之隔的诚品书店，心想：“从这里走到那里，需要多久呢？”

2022年底，《弟弟》实体书终于在台出版；短短几步路的距离，陈慧走了四年。四年的时间，听来不短也不长，然而陈慧却在这四年间接连经历了许多事：从2019年的社会运动，到香港剧变，从短暂休憩，转为移居台湾，“连屋都搬了四次”。

变动无常的时代洪流中，这也是不少人的生命写照。而从香港来到台北，虽然都是都市，但空间性格殊为不同。前者逼仄而喧嚣，抬头只能勉强看到一小片天，咖啡厅也未必让人久留；而后者，点一壶咖啡竟可续杯，许多店都可待上一整天，写累了便走出街，点一支烟，看看远方。

就是这样，在台北，“#咖啡店写作时光”一直是陈慧在社交媒体上的常备标签。原来她讲，过去在香港感到烦闷了，便会“逃”来台北的咖啡店；及至终于移居此地，咖啡店更顺理成章成为她进入他乡的入口，写作中的精神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