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观察的是，欧盟在此次调查中所做出的判断对中国电动车的类似调查有何影响。」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3月26日，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东（Thierry Breto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央企“中国中车”已退出保加利亚组织的公共采购招标。

根据保加利亚公共采购登记处的信息，该招标涉及20辆推拉式电力动车组及其15年的维护服务，价值约为6.1亿欧元。除中车外，还有西班牙 Talgo 公司参与竞标。

保加利亚媒体 [Economic.BG 指]这项招标是“保加利亚复苏及复原计划”的一部分。这项价值104亿欧元的计划由欧盟委员会资助63亿欧元，旨在促进保加利亚在疫情后的复苏，其中绿色转型的部分提出要为保加利亚的郊区与区域间铁路引入新兴电动机车。

布雷东在声明中指出，中车是在欧盟委员会宣布根据《外国补贴条例》（FSR）进行深入调查之后撤回其投标的。

2017年，欧盟委员会首次在一份报告中关注非欧盟的国家补贴可能对欧洲内部市场造成的“市场扭曲”问题。2019年，欧洲议会与理事会就此问题通过了《外国直接投资条例》（FDI Regulation），当中规定了欧盟成员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机制的最低要求以及成员国间协调外商直接投资审查的机制，条例又强烈“鼓励”各成员国建立这一机制。

2020年，欧盟委员会又发布一份白皮书，特别关注非欧盟国家补贴的问题。欧盟委员会特别指“非欧盟国家为进入欧盟市场的企业提供各类外部补贴的行为，对欧盟内部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了扭曲性影响，对欧盟开放的贸易市场和投资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亦破坏了欧盟各种经济活动的公平竞争环境。”欧盟委员会又在该白皮书中详细提出针对非欧盟国家补贴的事前及事后审查机制。（延伸阅读：《欧盟境内一带一路工程之一的匈塞铁路正面临困难》）

2021年，在该白皮书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外国补贴条例》FSR 草案，并在2021年11月正式通过该法案。该法案于2023年1月12日正式生效。

根据 FSR，“补贴”这一定义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其既包括赠款、注资、贷款、担保，也包括债务减免、税收优惠甚至是提供或购买产品或服务，而判断非欧盟国家补贴是否对欧盟市场的竞争造成了实际或潜在的负面影响的因素，包括外国补贴的性质及金额、外国补贴的目的及条件、企业状况及相关市场、企业在欧盟市场内部从事经济活动的规模以及外国补贴对欧盟市场的作用等。

法案又要求经营者在合并欧盟企业或投标欧盟国家的公共采购招标时，一定程度下必须强制事前申报。而欧盟委员会亦可以对任何其他情况主动进行调查。若欧盟委员会认定非欧盟国家补贴扭曲了欧盟内部市场，欧盟委员会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下令偿还补贴、要求企业进行行为承诺，或者在存在重大问题的情况下取消交易等。

2024年2月16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中车的投标进行调查。这是欧盟委员会首次根据 FSR 进行调查。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根据中车提交的事先申报，欧盟委员会认为“有充分迹象表明该公司获得了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补贴”，因此需要进行深入调查。《金融时报》的报导指出，中车的报价比保加利亚铁路估算的成本低46.7%，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 Talgo 的报价低47.5%，欧盟委员会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提供的17.5亿欧元补贴的结果。

当时，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希望欧方审慎使用外国补贴条例工具，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具体经贸问题，为中方企业营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不过，中车始终拒绝对此置评。直至其撤回投标，中车仍然没有回应任何媒体的置评邀请。（延伸阅读：《中欧双方高级经济官员互访，欧洲在贸易上施压中国》）

布雷东在声明中表示，“几周内，我们根据《外国补贴条例》进行的首次调查已经有了结果。我们的单一市场向真正具有竞争力和公平竞争的公司开放。我们将继续果断、迅速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欧洲的经济安全和竞争力。”这被外界视为是欧盟在非欧盟国家补贴问题上的首胜。

国际知名商事律师事务所翰宇律师事务所（Squire Patton Boggs）在其分析中指出，“如果欧盟委员会认定该公司从中国收到的财政捐款属于补贴，并且对竞争产生扭曲性影响，那么其他中国公司收到的类似性质的捐款或投资与欧盟法律的兼容性将受到质疑。”

事实上，欧盟正在对中国制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指控其受惠于“非法补贴”。欧盟委员会3月7日开始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EV）进行海关登记。这意味着欧盟在完成贸易调查后，若认为中国电动车享有不公平补贴，将可能从登记日起征收关税。（延伸阅读：《担忧本土车企，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开启补贴调查》）

欧盟在本次有关中车的未完成的调查中所做出的判断对电动车的相关调查有何影响仍值得观察。

此外，美国《2022降低通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中的补贴条款曾引发欧盟的担忧，欧盟后续推出欧盟的绿色工业协议以应对该法案对欧洲相关产业的冲击。同时，IRA 也被广泛视为是欧盟推出 FSR 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尚不清楚 FSR 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受到 IRA 资助的企业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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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最新通报指飞机结构、保养、空管等环节都没有发现问题。」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3月20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布了第二份《关于“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

通报指出，事发航班飞行机组资质及配置符合要求；起飞前未发现飞机系统、机身结构、发动机等存在故障或异常情况，无故障保留；起飞机场当日相关作业保障人员资质符合要求，设施设备工作正常，作业和操作符合工作程序；相关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资质符合要求，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工作正常，事发前无线电通信和管制指挥未见异常，事发时飞机所在空域及航路飞行高度层无危险天气报告；事发航班装载符合要求，无申报为危险品的货邮，无证据表明货邮和行李中存在危险品。

2022年3月21日13时15分，MU5735航班自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起飞，计划于15时05分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降落。该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云南公司旗下的一架编号为B-1791的波音737-800型客机执飞。14时20分，在飞越广西梧州市上空时，空管人员与飞机失去联系。

根据飞行跟踪网站 Flightradar 24 公布的机上 ADS-B 数据，飞机在广西梧州市上空从8900米高空陡降，最大下降速度超过每分钟9800米。最终，飞机以超过1126公里的时速，近乎垂直地坠毁，打破中国民航安全飞行138个月没有重大空难事故的历史记录。

民用航空局指，机上人员共有132人，其中机组成员9人。截至2022年3月25日，官方确认机上132人已全部遇难。（延伸阅读：《东航坠机遇难名单成“隐私”，赔付、维权可能有哪些影响？》）

民用航空局事后迅速依国际民航《芝加哥公约》附件13的要求组成调查组展开事故调查。美国作为飞机制造国的代表参与了调查工作。3月29日，美国交通事故调查机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宣布，中国已向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发动机制造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NTSB的代表发放签证。

由于坠毁发生前，波音公司旗下的737 MAX 机型已经连续发生两起在空中突然陡降的坠机事件，事故一度引发对波音公司的质疑。不过该飞机并未搭载在 737 MAX 机型上引发坠机的 MCAS 系统，随后的事故调查通报也排除了机型原因。

2022年4月20日，中国民用航空局按要求发布了《事故调查初步报告》。报告指，此次飞行涉及的航路沿途导航和监视设施、设备未见异常，无危险天气预报；机上两部记录器由于撞击严重受损，数据修复及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延伸阅读：《四问东航坠机：垂直坠落可能指向哪些问题？事故如何调查？》）

2022年5月17日，《华尔街日报》的一份报导指参与调查的美国官员表示，根据对飞机记录仪数据的分析，这架飞机是故意坠毁的。报导指，迄今为止在东航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已导致参与调查的美国官员将注意力转向一名飞行员的行为。这些人士表示，飞机上的其他人也有可能闯入驾驶舱并故意造成坠机。不过，中国政府随后否认了报导，指美方参与“3·21”东航事故调查人员说“未向任何媒体发布有关调查信息”。

飞机所属的中国东方航空云南公司也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该公司前身为中国云南航空公司，2002年与中国东方航空重组中国东方航空云南分公司。仅两年后，云南公司就发生严重坠机 事故。2004年11月21日，由包头飞往上海的MU5210起飞后一分钟就坠毁并发生爆炸，导致共计53人死亡。

经调查，当时的民航总局指事故原因为飞航组员并未有执行除冰程序和起飞前检查，机身及操控面积聚的冰雪令飞机升力大减，导致航机起飞后迅即坠毁。民航总局又认定事故为“责任事故”。2008年，又发生据传是飞行员为了抗议薪资过低而集体返航的事件，外界报导指由于企业文化的差异和新公司的归属感不足，老云航与新东航之间的摩擦一直没有充分的解决，而舆论盛传飞行员的薪资待遇过低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尽管外界猜测众多，民用航空局一直未公布事故调查结果。依照《芝加哥公约》附件13的规定，进行事故或事故征候调查的国家必须尽快并在可能时于12个月之内将最终报告公开发布。如果不能在12个月之内公开发布报告，进行调查的国家必须在每个事发周年日公开发布一份临时声明。（延伸阅读：《东航坠机后七日，家属的漫长跋涉》）

2023年3月20日，民用航空局依照规定，在事故发生一年时发布了第一份《关于“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指“事故非常复杂、极为罕见，调查还在持续深入进行中。”当时，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专家意见称，“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与以往存在很大差异。飞机高速坠地后几乎完全解体，残骸琐碎且分布较散，“这都极大增加了现场搜寻勘查和残骸取证工作的难度”。

根据参与或协助大部分国际空难调查的 NTSB 的官方博客的说法，不太复杂的案件调查将在6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完成，而更复杂的案件将继续需要更长的时间。而根据 NTSB 航空事故与事故征候数据系统的统计，调查过程的平均时间为2-3年。

2023年中国官方媒体在解释为何称东航事故“非常复杂、极为罕见”时曾提到法航447空难直到3年后才公布最终调查报告。不过，法航447号班机2009年在飞越大西洋时坠毁，所搭载的飞行记录仪（黑匣子）直至两年后的2011年5月才在海底寻获。而寻获残骸后，2012年7月5日，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处（BEA）公布了调查报告。（延伸阅读：《MH370失踪十年，国际合作不复往日，家属未放弃，大马将重启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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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后，周受资已紧急前往华盛顿会见参议员，希望参议员不要审议相关法案。」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3月1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Shouzi Chew）表示，“尽管有很多噪音，但我至今仍没有听说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3月12日，美国众议院以352票同意，65票反对通过了由共和党议员 Mike Gallagher 提出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案》（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Act）。根据该法案，任何“外国敌对势力控制的应用程序”都将被禁止在美国的市场和互联网托管服务“分发、维护、更新”。

由于文本序言特别提及该法案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免受如 TikTok 和任何后继应用程序或服务，以及由字节跳动或字节跳动控制的实体开发或提供的任何其他应用程序或服务等外国敌对势力控制的应用程序的威胁”，法案也被媒体称为“提议出售或禁止 TikTok 的众议院法案”。

该法案是美国至今最接近封杀 TikTok 的一次立法。

2020年，前总统特朗普在任内曾签署13942号行政命令，指示商务部长禁止与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并在命令发布后45天内出售其控制的 TikTok 股份。

其后，TikTok 一方面与科技公司甲骨文（Oracle）达成出售协议，另一方面向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要求法院批准对行政命令的临时禁令，法院随后批准了这一要求。2021年，拜登上任后决定撤销这一行政命令。

尽管如此，美国政界许多人仍在寻求在美国禁止 TikTok 的其他方法。 批评人士担心，TikTok 所掌握的美国使用者的个人信息将可能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被移交给中国，同时中国亦可通过 TikTok 的算法来操纵美国舆论。而 TikTok 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提出一个名为德克萨斯计划（Project Texas）的方案，建立一家美国公司来控制美国用户的数据，并增加其代码的透明度。（延伸聆听音频报导：《[影响台湾大选的“声音”：从地下电台到TikTok]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110-audio-taiwan-election-media-influence()》）

2023年3月23日，周受资应要求出席美国国会针对 TikTok 问题的听证会。The Verge 当时的报导指出，尽管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但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同意，中国对 TikTok 的所有权是他们关心的核心，两党都担心这种所有权将最终使得德克萨斯计划的努力无法实现。

听证会后不久，TikTok 的一名前雇员在起诉字节跳动不当解雇时对 TikTok 所做的指控加剧了这种担忧。（延伸阅读：《TikTok的工作文化：焦虑、保密、无尽的压力》）

在听证会之后，此前已与 TikTok 进行了超过两年谈判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向 TikTok 提出了一系列严厉的选项，其中包括要求今日头条剥离 TikTok。中国商务部随后坚决反对这一提议，又表示“出售或者剥离 TikTok 涉及技术出口问题，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履行行政许可程序”，再次加剧了美国政界人士的担心。

这期间，TikTok 仍在其他国家遭遇强力监管，包括英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已禁止公务手机安装 TikTok。（延伸阅读：《当印度网红和TikTok一起，撞上印度互联网的墙》）

但由于行政命令可能再次面临法律挑战，以及两党仍就其它问题争执不休，美国政府针对 TikTok 的行动一度未有下文。加上拜登于2024年开通 TikTok 帐号向年轻人拉票，，《华尔街日报》指 TikTok 一度认为美国的“问题已经解决”。

未料10名两党议员3月6日突然提出法案。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引述国会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USCC）的研究员 Jacob Helberg 表示，国会一直在私下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处理 TikTok，包括游说其他议员支持相关法案，而 TikTok 雇佣的游说人士未能发现这一过程。

更重要的是，拜登政府官员也参与了法案的撰写。副司法部长 Lisa Monaco 及其团队的参与促进了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同时亦尽量减少法案被司法挑战的风险，因此法案的措词更聚焦于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而报导亦指出以哈战争爆发后，有报告指出 TikTok 的演算法更多推荐反以色列的内容，促使部分原属中立的议员转向反对。

在法案提出后，TikTok 迅速使用推送信息号召用户反对法案。当时，TikTok 的美国用户在登入程序前将会收到通知，称国会正意欲关闭 TikTok，呼吁用户在“你的政府践踏1.7亿美国人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剥夺500万小企业赖以发展和创造就业的平台”前反对法案，并提供搜索用户所在选区的众议员电话功能，方便用户迅速联络议员的办事处，呼吁反对法案。（延伸阅读：《印尼禁TikTok电商以保护小微企业，亦收获中国网民支持》）

同时亦有报导指出，虽然截图显示，用户也可选择“取消”，但大量用户要拨号屏幕显示的电话，才能进入程序。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指出，这次针对用户的号召显示了 TikTok 动员用户的能力，又显示 TikTok 滥用用户资料，再度加剧众议员对 TikTok 可能借机干预美国政治的担忧，相信令众议员更支持相关法案。最终众议院能源及商务委员会全票通过该法案。之后，众议院又利用“暂停议事守则”的特别程序快速通过法案，送交参议院。

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后，周受资已紧急前往华盛顿会见参议员，希望参议员不要审议相关法案。Politico 的报导指出，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 Maria Cantwell 截至目前仍未表态是否会于最近召开会议审议这项法案，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同样对此不置可否。报导又指，曾任 Cantwell 办公室幕僚长的人士现时是政治顾问公司老板，公司其中一个客户是 TikTok；而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一名前研究员主管现在是 TikTok 的公关大员，显示 TikTok 可能借机游说阻止法案在参议院审议。同时，参议院亦有议员批评，法案太过针对 TikTok ，也有议员指法案未能解决社交媒体的核心问题。

此外，尽管拜登已表示其会批准该法案，但未知法案将于何时正式送交拜登批准。一旦拜登未能连任，该法案的通过及执行将再生波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此前曾批评禁止 TikTok 只会令“人民公敌”Facebook 壮大，又指很多美国年轻人不能用 TikTok 的话会十分愤怒。

针对相关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3月1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如果所谓‘国家安全’理由可以用来任意打压别国优秀企业，那就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针对法新社记者提出，中国禁用 Youtube 等服务与相关法案有何不同，汪文斌指中国“一贯欢迎外国各类平台和服务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基础上，进入中国市场。这和你提到的美方对 TikTok 的处理完全不同。”汪文斌还指“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

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则在近期接受彭博社专访时回应，中国政府不准许自己的人民在境内使用 X、Instagram、Facebook、Google等美国科技平台，所以他觉得中方反对美国相关法案“极度讽刺”。（延伸阅读：《抖音、小红书上的台湾青少年：当本土认同与中国社群媒体热潮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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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时间改变的不只是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也有中国的出境游与航空业的要求。」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3月3日，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将竭尽所能寻求内阁批准，尽快与 Ocean Infinity 公司签署新合约，以恢复对 MH370 客机的搜索工作。（延伸阅读：《MH370失联五周年：重启搜寻还有哪些难题？》）

十年前的2014年3月8日凌晨0时41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自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起飞，向东北方飞去。凌晨1时19分，吉隆坡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对飞行员表示：“晚安，马来西亚航空370”，这是目前已知的与航班之间的最后一次语音通话。

1点21分，MH370 飞行至马来西亚与越南交界的航点 IGARI 后，应答机和机上搭载的 ADS-B系统被关闭，MH370 就此消失在大海上。

早晨7时24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正式宣布航班“失联”，MH370 也成为21世纪唯一一架失踪至今的商业航班，成为现代航空史最大的谜团之一。

陆兆福所提到的 Ocean Infinity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海洋机器人公司，2018年，该公司也曾展开对 MH370 的搜索，但进行了为期三个月、覆盖范围约为11.2万平方公里的搜索后，最终以没有任何新发现而告终。

该公司的一份声明中指出，“自2018年离开南印度洋以来，我们就专注于推动海上运营转型；通过创新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海洋搜索能力。我们一直在与许多专家合作，继续分析数据，希望将搜索缩小到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范围。”

而陆兆福提及新搜索计划的场合，是由一个名为“370之声”的组织发起的 MH370 十周年的纪念活动。“370之声”是由来自中国、马来西亚、英国等 MH370 上的乘客家属与机组成员家属所组成的组织，其主要成员 Grace Subathirai Nathan 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MH370 不是历史，而是航空安全的未来，因为在我们找到 MH370 之前，我们无法阻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2014年5月8日，该组织发表了一封致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国家元首的公开信，敦促所有相关当局“不带预先决定或偏见”地分析搜索中收集到的数据和信息。“370之声”还发起众包活动，筹集500万美元聘请私家侦探自行搜寻失踪飞机。2016年，该组织又再度施压要求不要停止搜寻 MH370，并自费组队前往马达加斯加收集疑似属于 MH370 的残骸。

2017年，15名中国家属就曾以马来西亚政府“疏忽”为由在马来西亚提起诉讼。2023年11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审理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航班乘客家属诉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老马航）、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新马航）、美国波音公司、飞机发动机制造商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和德国安联保险集团航空运输损害责任纠纷案。40余位中国失踪者家属提起了诉讼，诉讼请求主要集中于通过案件审理查明真相与赔偿问题两点。

在十年内，这一家属间的松散互助组织在不断唤起国际对 MH370 的关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同时，在这十年间，有关 MH370 失踪的理论层出不穷，而以它为主题或背景的纪录片与书籍也不断出现。阴谋论与耸人听闻的虚假信息混杂在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中。

这也是 MH370 事件令人瞩目之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由于飞机来自马来西亚，飞机的制造商来自美国，机上的乘客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马来西亚、中国与澳大利亚等国家，因而事件发生后，26个国家联合组织了 MH370 失踪后的全球海上搜救活动。

有趣的是，澳大利亚自2014年接受牵头的搜救工作，终止于2017年1月，中国、马来西亚与澳大利亚联合签署了宣布搜救结束的声明。而也就是从2017年开始，中澳关系因各种原因走下低谷，至今未能恢复，中澳联合行动成为短时间内不可能再现的场景。（延伸阅读：《五年间，中澳关系从蜜月走向冰点》）

十年的时间改变的不只是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 航班上253名乘客中，157名乘客是中国公民，其中多数是赴马来西亚或周边旅游的游客。在2008年-2018年的十年间，中国出境游市场持续保持两位数甚至20%以上的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旅游消费支出国，出境人次由2008年的4584万人次升至1.62亿人次。在这其中的2014年，中国正迎来出境游热潮，出境人数达1.07亿人次，马来西亚更是中国出境游的首选之地之一。

而如今，中国的出境游即使在结束动态清零政策后仍未恢复正常。2023年上半年，马来西亚仅接待了49.85万名中国游客，这一数字几乎是疫情前水平的三分之一。而中国的出境游总人数也仅超过8700万人次，仍未达到2014年的水平。（延伸阅读：《两会“中国经济大病初愈”，旅游业会是以小博大的回春丹吗？》）

除此之外，航空业也因应 MH370 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事件发生后，欧洲和英国规定飞机机身上必须额外安装一个低频水下定位信标，以帮助搜救人员在海上找到幸存者。此外，航空界还在努力使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能够保留25小时的数据。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在同年又经历了 MH17 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的空难。两次空难致使其面临最大亏损，被迫从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除牌，并于2015年重组成功。

但无论世界如何变迁，MH370 的下落至今没有根本进展。

在十周年纪念仪式上，“370之声”发布了一首名为“十年之后”的诗歌：“偶尔梦见我们迷失在同一座孤岛上，我几乎能看见你就在下一个海滩转弯处，但通往你的小径已经变得寒冷，浓雾笼罩着这个永无止境的——‘谜’”。

这个谜团已存在十年，而世界仍不知道答案置于何处。唯一可靠的猜测来自2018年马来西亚牵头的调查小组根据国际民航《芝加哥公约》附件13的要求所做出的调查报告。报告指，飞机在半空中手动掉头，不能排除“第三方非法干扰”的可能性。（延伸阅读：《东航坠机后七日，家属的漫长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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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不干预政策”已成历史， “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早已是港府的理念」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3月4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一档电台节目时表示，预计经营帐户及综合帐户将分别在2年及3年后恢复收支平衡，“不需要担心政府出现结构性财赤”，又重申发债不会用作支付政府经常性开支。

陈茂波还批评“2007至2016年这段期间楼价上升了两倍，因为当时停止造地、基建投入不足、土地供应不足，看到楼价升只能‘呆望’”。

陈茂波的言论是在反驳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批评。

3月3日，曾俊华在其个人脸书贴文表示：“我谂我同好多朋友一样，睇完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最令大家忧虑嘅，就系香港将要借贷度日。”（我想我和好多朋友一样，看完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最令大家忧虑的，就是香港就要借贷度日。）

曾俊华指，历任财政司长任内都想尽增加政府收入的方法，但全部都不容易实行。他又指，香港只是一个地方特区，如果与其他国家相比不太适合。他认为如果发债，是用作大型基建投资项目，等待落成后有长期经济回报，则做法并无问题。但若连年发债，用以支付日常开支，导致｢债冚债｣（债上加债），将令库房空虚，影响香港信用评级，各项公共服务“大缩水”，其后果将由下一代承受。

自1960年代年香港财政司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提出“不干预政策”并由其继任夏鼎基（Charles Haddon-Cave）发展为“积极不干预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以来，香港的公共财政历来将这一原则奉为圭臬，甚至《基本法》亦于107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直至2006年，前行政长官曾荫权仍然强调，“除了回应市场发展外，我们另一经济政策是维持小政府原则。今天，我们以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监控政府的规模。”不过，自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任内开始，香港政府便开始转向提出“适度有为”，梁振英及其继任林郑月娥均有提及。

2022年，随着李家超提出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长陈茂波提出，香港发展理念从昔日的“积极不干预”及“大市场小政府”，清晰而明确地向“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更好结合的方向迈进，形容这是“香港的必然选择”。

尽管如此，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曾澍基所说，“港府决策层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观点，历来都是坚持不冲击宏观政经架构的守则，惟要实用主义地处理问题。实用主义与高瞻远瞩固然南辕北辙，亦往往无助于解决长期的、结构性的困难”。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即使是多番强调“适度有为”的梁政英任内，也多次以“量入为出”原则拒绝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在内的社会福利措施。

曾澍基将这种现象称为，“积极不干预主义”(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其实早巳死亡，“选择性干预主义”(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 则当道了多年。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许宝强2016年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也批评，特区政府宁愿选择投资大型基建项目，而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如改建房屋，护老安幼，改善社区环境以及教育等常被忽略：“当有人要求‘有为’的政府增多福利时，它又突然以‘适度’来推搪了。”

2月28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港台节目《财政预算案论坛》时表示会通过发债所筹得的资金去推动北都、洪水桥的发展项目，重申借债是为“投资未来做不同的基建项目”，不会用于支付政府的日常开支。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则在财政预算案出台后的评论指出：“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的天平仍然倾向于下行”，但“香港拥有庞大的财政储备，在2023年底约占 GDP 的23%，这仍然是香港的主要信用优势”。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批评：“回头看香港，我们有甚么产业赚到很多钱，持续给政府的税收？我现在看不到。因为地产不是一个产业，地产是依附住其他的产业。”他又指，“如果香港没有一些很亮丽的产业支持我们的话，中长期就有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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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限制范围，直接导致员工们要想离职，就只能离开这个行业。”」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新年伊始，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再次陷入舆论风暴之中。

2月22日，微博用户“草娃故事”2月22日发出一则贴文，称“感觉人生没了希望，如果我没了，是不是拼多多就不会针对我了？这个债需要我父母还吗？”。此前，她曾称自己2022年入职拼多多后仅8月后就负债28万，起因是她离职后因触犯“被迫签署”的《竞业限制协议》，被索赔28万元。

该微博迅速引发舆论关注。“新浪科技”指出，有多名拼多多离职员工在社交媒体表示，拼多多涉嫌滥用竞业限制协议，员工离职动辄被起诉赔偿数十万，甚至高达数百万。

根据员工向新浪科技提供的竞业限制协议，拼多多列入的竞争公司包括：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集团及其持股超20%的公司、腾讯集团及其持股超20%的公司、美团点评、京东及其持股超20%的公司、唯品会、网易严选、苏宁、国美、有赞、字节跳动集团、趣头条、快手及其持股超20%的公司、小红书、亚马逊、洋码头、南极人电商、虾皮、兴盛优选以及叮咚买菜等。上述公司几乎涵盖了中国大部分头部或行业顶尖的互联网公司。

新浪科技又指拼多多还限制了上述品牌的关联企业、直接或间接为上述企业或关联企业提供服务的企业或经济实体、投资上述企业的任何企业或经济实体等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拼多多还限制离职员工自营或参与经营多类行业企业等。新浪科技将限制范围描述为，“此种限制范围，直接导致员工们要想离职，就只能离开这个行业。”

根据相关劳动法律，“竞业限制”是指用人单位禁止知悉商业秘密的劳动者，在一定期限内到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单位从事同类产品及业务、或自己从事有竞争关系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作为补偿，用人单位需在竞业限制期限内向劳动者支付补偿。

过去大多数情况下，竞业限制仅适用于特定人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4条，竞业限制主体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但在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并不实质审查劳动者是否知悉企业的商业秘密，而是以劳动者是否签署竞业限制协议来判断员工是否属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因此，《财新周刊》的报导指出，几乎所有拼多多员工在入职时都会被要求签署《保密、不竞争和知识产权归属协议》。

在访问猎头公司与部分拼多多的员工后，《财新周刊》的报导又指出，“入职签署竞业限制条件，企业主要是为了掌握主动权，同时给在职员工威慑感”。而拼多多的员工则指出，许多案例中拼多多对离职员工违反《竞业限制协议》进行起诉，是为了阻止离职员工前往竞争对手就职或仅是因为公司对离职员工不满。（延伸阅读：《内卷时代：无节制的投入、同质化的竞争，与中国增长模式的极限》）

就《竞业限制协议》泛化的问题，2023年3月，中共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治日报》曾报导称，“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互联网、新能源企业，将竞业限制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体员工，且协议中规定的竞对企业囊括同行业的几乎全部企业及其关联企业。”《法治日报》又批评：“一些企业无序滥用竞业限制，无形中增加了员工离职的负担，已经背离了作为保护商业秘密预防措施功能的初衷，该问题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财新周刊》的报导也指出，包括字节跳动在内的互联网大厂，基本都在员工入职时要求签署竞业限制相关条款。

不过，网络舆论之所以特别关注拼多多的《竞业限制协议》风波，一方面是与其无限扩大的限制范围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拼多多素来以劳动条件极端恶劣著称。（延伸阅读：《科技巨头拼多多员工过劳死：数字时代，打工人维权的劳动法之困》）

2021年，微博用户名为“王太虚wray”的网友就曾发布影片称他因在工作交流软件脉脉上匿名发布同事被抬上救护车的照片，被上级主管约谈。他又指拼多多上海本部的员工每个月被强制要求工作300小时，如果工时未达标，则会被上级约谈是不是工作不饱和。

而公开报导可见的和其劳动环境或有关的致死案例就有两例：2020年12月29日，一位年仅23岁的拼多多新疆员工在深夜加班结束回家的路上猝死；2021年1月9日，另一位拼多多员工在长沙的家中跳楼自杀身亡。

拼多多成立于2015年9月，允许用户通过团购的方式，向卖家或厂家下单来获得大幅折扣，以其比淘宝等传统电商平台更为低廉的价格与高额的商品补贴闻名。（延伸阅读：《互联网中心的“贫民窟”：拼多多的低端产业链，该走向何方？》）

拼多多在其2020年第一份《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中曾表示，拼多多“致力于创造一个多元化和平等的工作环境”，又指其员工管理原则是“以人为本，流程至上”。

不过，致力于推动企业实践实现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世界基准联盟（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在2023年的报告中批评“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该公司承诺尊重人权和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出的核心劳工权利，也没有发现该公司有关提供和促进体面劳动的政策或承诺”。

拼多多在该组织所评估的有关企业在“尊重人权、提供和促进体面工作以及道德行为方面所做的努力”的核心社会指标一项仅得0.1分，位居该组织评估的200家企业的最后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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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色列的行动破坏了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前景，以色列就不会赢得这场战争。”」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发自伦敦

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进行三个月。根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门的统计，过去三个月内，加沙地带共19000余人在军事行动中丧生，180万人流离失所。

尽管以色列曾在卡塔尔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斡旋下于11月24日与哈马斯达成短暂的停火协议，但停火协议于12月1日终止。当时，以色列指责哈马斯未提供延长停火所需的人质名单。

伴随着军事行动的持续化，以色列与国际社会的焦虑越来越明显。以色列国防军承认“误杀”三名人质事件某种程度上激化了这一矛盾。

12月15日，以色列国防军承认，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谢贾亚（Shijaiyah）“错误地将三名以方人质视为威胁”开枪击杀。以军指，这三人要么从哈马斯掌控中逃离出来，要么哈马斯释放了他们。

以色列《国土报》指出，三名被杀害的人质被以军发现时正挥舞着白旗，其中一人用希伯来语呼救，但最终三人皆被以军枪杀。以军承诺对此事进行调查。

12月14日，多份报导指出，内塔尼亚胡阻止以色列情报机构萨摩德负责人戴维·巴尼亚（David Barnea）前往卡塔尔与哈马斯就人质释放问题继续谈判。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家属在一份声明中对这一新闻表示“震惊”，他们说，他们“因冷漠和停滞而束手无策”，并呼吁“立即结束谈判僵局”。

12月16日，被扣押人质家属和支持者在特拉维夫举行示威，呼吁停火并重启人质谈判。示威者在以色列国防部门前举着人质照片游行并在街上泼洒象征人质鲜血的红色油漆。示威者还高喊“现在就达成协议！”，示威活动持续了数个小时。有人质家属在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必须停止这种疯狂行为……战斗只会带来人质的死亡。”

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也遭遇越来越多的批评。

12月2日，美国防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就以色列保护加沙平民的必要性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讲话。他表示，加沙平民是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重心，以色列领导人应尽力避免加沙平民伤亡，并防范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暴力行为。他继而警告称，若以色列不保护加沙平民，将面临“战略失败”的风险。

12月12日，一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拜登在也在讲话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拜登称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保守的政府”。他说：“我认为他必须做出改变。”拜登还警告，由于加沙遭到猛烈轰炸，国际上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支持正在减弱，并补充说以色列政府“不想要两国解决方案”。

CNN 指，迄今为止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大多在幕后得到遏制，拜登的公开发言反映出随着加沙平民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这两个坚定盟友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

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以153票同意通过一项决议案赞成在加沙实行人道主义停火，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投下赞成票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只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0个国家投下反对票。该决议中明确表达了“对加沙地带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和巴勒斯坦平民苦难的严重关切”。

此前一天安理会的类似决议中，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只有美国。该决议案由联合国秘书长以极不寻常的方式根据少被动用的联合国宪章第96条的规定提请安理会审议。人权观察批评，美国冒着“共犯战争罪”的风险提供武器和外交掩护。分析指，美国的忠实盟友日本也投下赞成票，标志着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日益孤立。

12月18日，法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驻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在以色列对民房的轰炸中死亡。法国外交部谴责了该袭击，并要求“以色列当局尽快全面了解这起爆炸事件的情况。”

同日，法国外长科隆纳（Catherine Colonna）出访以色列，在讲话中，她直接督促以色列实现“立即且持久“的停火，同时指“太多平民被杀害”。而英国外长卡梅伦与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与《周日世界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呼吁立即停火，这也是两国在停火问题上的重大转折。

在文章中，卡梅伦与贝尔博克指出，“我们的目标不能只是结束今天的战斗。它必须是持续数日、数年、数代人的和平。因此，我们支持停火，但前提是停火是可持续的。……对于如此强烈的痛苦，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我们都认为这场冲突不能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最近的人道主义暂停。”

他们还表示，“如果以色列的行动破坏了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前景，以色列就不会赢得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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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新闻越来越像“战争迷雾”，事实核查的难度亦随着战争强度日益增加。」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自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以哈冲突很快成为全球焦点。虚假和未经证实的消息也伴随讨论热潮快速占领了社交媒体平台和媒体版面。

开战后，开源调查媒体“Bellingcat”很快就记录了不少虚假或错误信息。其中包括将多年前的影片挪用或误用为当前的事件，例如将叙利亚北部城市遭轰炸的影片描述为如今加沙被轰炸的影片传播，其传播者甚至包括了叙利亚亲官方的《祖国报》（Al-Watan）和以军的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Avichay Adraee） 。（延伸阅读：《人们为什么相信假新闻？事实核查有用吗？》）

随着事态的演进和国际舆论对战争的关注，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力量型塑有关战争和正义的叙事，加剧了本已混乱的舆论场。BBC监控虚假信息团队的资深记者萨达里扎德（Shayan Sardarizadeh）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就观察到，“推特（现在称为“X”）上错误信息的数量超出了所经历的任何事件”。

除了哈马斯及其支持者之外，以色列支持者和以色列政府成员也参与散布虚假信息。上述的轰炸影片即为一例。而最为人所知的是“斩首婴儿”事件。

10月10日，以军开放记者进入刚被其收复的靠近加沙地带的数个基布兹社区。随后，以色列i24NEWS电视台记者从当地报导指有婴儿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斩首。该消息很快传遍全球，并成为各大媒体头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拜登都引用此事件来证明“哈马斯的残暴”。

但美国媒体《拦截》（Intercept）11日指出，以军发言人其后拒绝证实这一新闻，“你可以假设它发生了并相信报导”。根据以军的说法，杀戮成人和儿童都有发生，但“斩首儿童”无法给出数据和证明材料。以色列《972杂志》记者奥伦（Oren Ziv）则在“X”上表示，当地有许多以色列人被杀，但没有“斩首儿童”的报告：“在参观期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军队发言人或指挥官也也没有提及有这种事情发生……可悲的是，以色列现在将利用这些虚假声明来升级对加沙的轰炸。”

更为复杂的是，以色列与哈马斯以外，其他国家也出于不同目的加入混战中。

前述法新社报导提及，俄罗斯与伊朗在袭击发生后已开始大量传播亲哈马斯言论，而中国的TikTok正放任大量充满暴力内容的亲哈马斯影片在其平台上存在。与其同时，俄罗斯还借此机会传播“乌克兰支持哈马斯并向其提供武器”的虚假信息。

另一举足轻重的网络混战参与者是来自印度的右翼账号。在“X”上，以色列发布的信息下方往往能看到大量表示支持的印度账号。印度事实核查机构BOOM指出，几名经过验证的印度“X”用户大量散布了有关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虚假信息，这些账号发布的虚假故事包括哈马斯“在卡车后座上斩首一名小男孩”，甚至还有印度账号声称，哈马斯的袭击是美国领导的心理战。

半岛电视台指出，许多分享这些虚假视频的账户也花了大量时间在“X”上发布反穆斯林评论。 南印度地方媒体《政治时报（The Siasat Daily）》则表示，右翼极端主义团体正利用冲突来延续仇视伊斯兰的言论并传播对穆斯林的仇恨，其部分参与者拥有官方背景：包括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 IT 小组成员。

除了可能的虚假信息以外，双方也积极投入战争文宣。（延伸阅读：《乌克兰的战争传播：推特与Tiktok时代的“全民资讯战”》）

哈马斯一方在发动袭击后快速投入，散播各种信息。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高级主任布鲁克（Graham Brookie）表示，哈马斯在袭击开始后立即将大量图像与影片发送到其 Telegram 账号中，法新社报导指其中包含大量的暴力内容。

Telegram 分析站 TGStat 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哈马斯军事部门的 Telegram 频道经历了显著增长。而以色列虚假信息分析公司 Cyabra 则报告称，有40695个支持哈马斯的社交媒体账号为虚假账号，而这些账号在战争前两天共发布了超过31万条支持哈马斯的评论。

专长于资讯战的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副教授沈伯洋总结，在战争开始后，哈马斯“一开始快速放大以色列情报失准一事”，“紧接着用大量血腥画面放大恐惧，同时诉求盟友”，而两天后，宣传口径又“快速导向‘我们才是受害者’”。

以色列各驻外领馆针对各国情况，设计制作了多份文宣，其中多数以受害者为视角呼吁世界支持以色列。例如，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及以色列中华商会在微信及微博上多次强调一名中以混血的女子被哈马斯绑架；而以色列驻台北代表处则制作多份更为在地的文宣，如“如果你支持民主与人权，那么你也绝对不会支持哈玛斯”及“如果袭击发生在台湾”等诉求同情与支持。

美国右翼也利用以哈战争来推动其政治议程。一个在美国广为传播的虚假消息指出，白宫已向以色列提供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另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则指哈马斯的经费来源是此前拜登批准解冻的6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这些说法都被用于批评现届美国政府。

《华盛顿邮报》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科技公司处理投诉的能力因负责监管问题内容的部门的一波又一波的裁员而受到损害。拥有Facebook和Instagram的Meta公司解雇了负责监控平台的全球运营团队的多名成员，其中包括讲阿拉伯语的人员；“X”则解雇了多个团队。报导指这些运营调整都削弱了科技公司打击虚假信息的能力，加剧了相关信息的传播。

欧盟已于10月12日依据新的《数字服务法》就“X”打击虚假信息不力展开调查。其后，调查又扩展到了Meta和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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