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生于1967年3月30日，是一位生于罗马尼亚的匈牙利裔美国物理学家，以研究网络理论而闻名，被称为全球复杂网络科学研究奠基人，他是哈佛圣母大学前 Emil t. Hofmann 教授，现任美国东北大学复杂网络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 Dana-Farber 癌症研究所癌症系统生物学中心副成员，中欧大学网络科学中心客座教授。

他于1999年提出了无标度网络 Scale-free network的概念，并提出了 Barabási-阿尔伯特模型来解释它们在自然、技术和社会系统中的广泛出现，从移动电话到万维网或在线社区。巴拉巴西也是网络科学学会的创始会长，网络科学学会从2006年开始发展壮大，并主办了每年一度的网络科学旗舰会议。

其研究领域包括脑网络（探索物种间连接组的结构原理和功能）、Foodome（一种分析导致冠心病（CHD）的生活方式方面的影响因素的研究项目）、医院网络（大规模提升医疗质量研究）、网络动力学与控制（关于利用数学理论模型来理解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的内部控制机制的研究），当然，最被人熟知的就是他的成功科学研究。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巴拉巴西根据研究网络的心得，他将成功定义为从所属社区得到的回报，也就是说，成功可以是名声、声望、影响力、营业额、销售量等等，这个成功是来自外部，并不是来自个人内部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你自己如何努力以及如何表现，而是取决于他人如何看待你的表现，你的成功并不是你自己的事情，而是其他人的事情，而所有的他人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并提出了五条成功定律。

第一定律：能力表现驱动成功，但当能力表现无法被衡量时，社会网络驱动成功

第二定律：能力表现是有界的，但成功是无界的

第三定律：未来成功=初始成功X社会适应度

第四定律：团队成功的功劳往往归于一人，而团队的成功需要多样性和平衡性

第五定律：成功方程式=好主意（r因子） X 执行能力（Q因子）

需要注意的是，巴拉巴西教授提出的成功五定律并不是所谓的“成功学鸡汤”，而是利用自身的网络专业知识，用科学的角度来让人们理解成功中实力和运气的关系，“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人类世界中的随机性”，这就是巴拉巴西教授在书中说“什么原因让我们感觉到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天赋或能力表现。成功不是来自能力表现，而是来自社会的感知”的含义。

巴拉巴西的那些话

• 你的成功不取决于你与你的能力表现，而是取决于我们，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你的能力表现。或者，简单来说，你的成功不是由你决定的，而是由我们。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通过艰苦努力你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你得到的回报是内省的，主要来自你个人的满足感。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成功的这种带有集体性的定义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观察自己所属的网络，并为了实现未来的优势制定策略。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声誉取决于授予者而不是接受者。”换句话说，获得声誉是一种不可靠的幸福，因为它依赖于给予者，而不是接受者。这是一种不错的对成功的定义的转述方式。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既然成功是一种集体现象，由人们对某一能力表现做出何种反应而确定，那么如果我们不观察这一能力表现所处的网络，就不可能对成功这一现象有很好的理解。像艺术这样的领域，网络更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因为艺术的能力表现和品质很难量化。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能力表现驱动成功，但当能力表现无法被衡量时，社会网络驱动成功。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一旦你成功了，所有与你的成功有关的利益方都会竭力让你的成功延续下去。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当你在偏远的地方工作时，很容易感到心灰意冷、前途渺茫。但值得记住的是，社会网络和职业网络（不仅仅是地理位置）是决定所有人成功的要素。网络中充满了机遇，部分原因是网络由许多强有力的枢纽节点，即那些非常善于建立关系的人串联起来的，他们渴望利用自己的关系，去支持能够产生价值的人和事；他们特别精于从社会组织中发现其他人往往会错过的宝贵机会。因此，与他们建立联系吧。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当我们接近上界时，能力表现并不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在能力表现有界的情况下，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能起到大作用。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成功是可以自我繁殖的，和它的次数成比例地增长。如果你赢了一次，还将会赢得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超级明星之所以得以存在，是因为成功是无限的。即使你的能力表现比你的竞争者高出仅仅毫厘，但回报也会轻松地高出百倍，有时甚至数千倍。（能力表现是有界的，但成功是无界的。）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一个初始的好评对成功至关重要，但一个初始的差评并不一定会带来额外的嘲笑。优先连接是喜事和善行的推动力量，它拒绝为那些用它来搞歪门邪道的人服务。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团队工作的功劳并不依据于能力表现，而是基于他人的看法。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一个迈向成功的团队，它的一些成员必须部分重叠，通过共同的工作经历和紧密的合作关系来平衡差异性。多样性的程度，包括第一次合作的新员工与在职者、经过考验的真正朋友以及较为疏远的泛泛之交，对团队成功至关重要。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也就是说，在别人的阴影下待太多的时间，将使自己的贡献相形见绌。如果我们从事零敲碎打的项目，或在多个不同研究项目上四处奔波，我们将会逐渐被边缘化。更好的方法是：在无人涉足的领域圈一块地。 ——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成功与年龄没什么关系，而取决于你向着重大突破一次次尝试的决心。——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
• 人类不是受到微小而不可见的原子的撞击，而是被转化成一系列任务、责任以及动机的不可见的神经元的颤动所驱使。 —— 《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
• 我们正处于一种不断变化但却日趋精密的被监视状态中。事实上，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在某个数据库中找到线索。
• 忘掉那些将生命看做掷骰子或是巧克力盒的比喻吧，把自己想象成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做着美梦的机器人，你就会更加接近真相。
• 虽然万事皆显出自发偶然之态，但实际上远比想象中容易预测。
• 我们都具有爆发性，而且非常规律。看上去很随意、很偶然，但却极其容易被预测。当然，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会显得杂乱无章，但我们徜徉在其中的方式却是一样的。
• 一个社区里的人越是相互依赖，对隐私的期待就越少。人们越是需要家人和朋友，就越难以对某件事守口如瓶。只有在信赖金钱化的北美和西欧，人们才会要求独处的权利。
• 2003年这次大面积停电事件是级联失效的典型案例。网络就像一个运输系统，一个地方的局部失效会使其原本的负载转移到其他节点上。当这些额外负载比较小时，系统可以轻松地将其吸收掉，局部失效被无形化解。然而，当失效节点转移给其邻居节点的额外负载过多时，其邻居节点也会随之失效，负载相应地转移给它们的邻居。一瞬间，级联失效就发生了。级联失效的影响大小取决于最初失效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及其容量。 —— 巴拉巴西网络科学
• 基本上，互联网是由少数链接数多的页面串连起来的，80%以上页面的链接数不到4个。然而只占节点总数不到万分之一的极少数节点，却有1000个以上的链接。
• 图论学家关心的是相变、子图和巨连通分支，而令社会学家着迷的则是小世界、弱链接和社区。对社会学家而言，拥有一百个节点的网络便难以理解了，而令数学家兴奋的是节点数趋于无穷大时的极限情况。 —— 巴拉巴西网络科学
• 幂律最突出的特征不是有很多小事件，而是大量微小事件和少数非常重大的事件并存。但这些非常重大的事件绝对不可能出现在钟形曲线中。 —— 《链接：商业、科学与生活的新思维》
•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遵循着某种偏见，以较高的概率去连接自己知道的节点，这些节点是万维网中链接数较多的节点。所以，我们更喜欢枢纽节点。
• 幂律分布迫使我们放弃了尺度或者特征节点的想法。在连续的层级中，无法找到一个能够代表所有节点特性的节点。在这些网络中不存在固有的尺度。这就是我的研究组把拥有幂律度分布的网络称为“无尺度”的原因。
• 自然界往往厌恶幂律。在常见的系统中，量遵循钟形曲线，而且相关性按照指数率迅速衰减。但是，当系统被迫发生相变时，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于是，幂律出现了——这是自然界给出的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混沌正在让位于有序。相变理论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从无序到有序的道路，是自组织在强有力地推动，并通过幂律铺就。它还告诉我们，幂律不仅是刻画系统行为的另一种方式，更是复杂系统自组织所独有的特性。
• 研究表明，社交网络上任何一对节点之间平均相隔6个链接；任意两个网页之间平均相隔19次点击。
• 枢纽节点在营销中通常被称为“意见领袖”、“强力用户”或“有影响力的人”。和普通人相比，他们能够就某个产品和更多的人交流。借助大量的社会关系，他们能够最先觉察和应用那些创新者的经验。尽管他们自身未必是创新者，但是他们对创新的接受却是发起新想法或创新的关键。枢纽节点如果抵制新产品，就会形成一面无法穿透并深有影响的墙，创新只能以失败告终。如果枢纽节点接受新产品，他们会影响一大批人接受新产品。 —— 《链接：商业、科学与生活的新思维》

📚 读《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 罗宾 · 邓巴

这本书其实是封面和名字吸引了我，是由心理学家罗宾 · 邓巴写的一本书，特别的是，罗宾 · 邓巴是从社交的角度来探讨语言的进化，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呢？因为在罗宾 · 邓巴看来，动物是通过梳毛来相互分辨敌我、是够结盟合作的，而人类发展语言的目的就跟动物梳毛一样，都是一种社交方式，人类通过语言来社交，比如人们常常通过聊八卦的方式来增进感情。

• 罗宾·邓巴认为，语言的进化跟社交的需求有着紧密的关系，并把这种对语言的观点命名为“声音形式的梳毛”。因为通过“梳毛”来建立关系太麻烦，效果较差，群体规模一大，仅仅是梳毛已经无法满足生存的需要了，就必须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得生存的概率，也就是通过“语言”，开始的时候，完全达不到“语言”的程度标准，但慢慢的随着进化，有了更聪明的大脑，有了更加适合说话的器官，也就从梳毛变成了说话（或者说，语言是一种升级版的梳毛）。而“语言”如何发挥它的用途呢？那就是通过聊八卦，还有就是通过语言来达到自我宣传的目的。表面上看起来是闲聊八卦，但实际上不仅了解了别人，也包装了自己，这也成为了一种通行的社交法则。
• 邓巴数字：罗宾·邓巴通过精确地计算，发现人类能维持的种群规模在 150 人左右，也就是说，150 人是人类刚好应付得来的人际关系的群体，能够更大限度的发挥出人多力量大的优势。
• 那么，“邓巴数字”和聊八卦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有什么启发呢，其实有一点重要的启发就是，如果超过 150 人社交范围的时候，传统的社交方式是行不通的，就需要尽快调整组织结构了。比如创业公司在创业初期，几个人、十几个人的时候氛围很好，但一旦做大了后，达到上百人、上千人的时候，如果还维持着原先“梳毛”的结构的时候，那一定是会出现问题的，就必须要调整规则策略，设置部门，这也是“邓巴数字”想告诉我们的一个规则。

📖 清未官员的政治病 —— 《读书》月刊 23 年 10 期

张建斌老师开头这段话，概括了晚清的这番“奇形怪状”的景象——

📌 评： 晚清治化是灾难，官乏能臣太少年。 肱骨顶梁多内斗，推行新政力撑天。 已然强弩末时发，早见人心暮岁全。 赵烈文言犹在耳，五十载内必亡焉。

💎 钻石与水的悖论 —— 《南风窗》23 年 21 期

• 亚当·斯密曾提出一个叫“钻石与水”的悖论，他观察到，水的效用很大，也就是说，水对人们来说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但是，水的价值或者说交换价值却很低。而钻石呢？钻石的效用没有多大，许多人一辈子没有见过钻石长什么样，照样生活得很好，但钻石的价格却是极高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交换价值高的钻石，使用价值却不高，而使用价值高的水，交换价值却很低。
• 在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的一百年后，经济学家为解决这个悖论所采用的边际主义分析方法，把经济学划分为两个时代：以客观价值论为代表的古典时代和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时代。这就是经济学历史中著名的边际革命。
• 边际分析与“钻石与水”：亚当·斯密认为的水比钻石的使用价值高，当然没有错，因为他是从全部的水和全部的钻石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的。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水和钻石二选一，那么，由于钻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水却是生命之源，我们当然会选择水。但是我们真正对经济物品做选择时，基本都不是在做这种总量上的选择，而是在边际量上进行选择。那么，什么是边际量呢？所谓的边际量，其实就是最后那一单位的量，假如钻石一共有 100 个单位，前面 99 个单位都有人要，那这第 100 单位人们还愿意出的价，就是钻石的边际价值。由于钻石比较稀缺，很多人都想拥有它，这就导致即便前面 99 单位钻石已经被人买去，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得到这第 100 单位出一个较高的价格。而水可能一共有一亿单位，前面第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单位还没消费到，大家就已经觉得足够了，这样的话，就没有谁还愿意为这第一亿单位的水付费了。因此，钻石之所以贵，是因为钻石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显得稀少，它的边际价值高；而水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水还是太多了，它的边际价值低。这样，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100 年之后，“钻石和水”的悖论终于被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

🪴 西晋《博物志》的养生技巧

最近读了读《博物志》，看到了一个关于养生的观点，翻译过来就是，人要适度运动，饮食要适量，避开肥腻食物，控制吃酸咸食物，减少杂念，减少喜怒情绪，不要追名逐利，谨慎房事。然后春夏注意清泻火气，秋冬注意闭合收藏。

最后这句话是重点，什么意思呢？我以前看《黄帝内经》里面有讲过“闭藏”，和这里的意思差不多，即春夏不要讨厌流汗，此为排出过多阳气，秋冬要避免流汗，保护衰弱阳气，少吃助汗食物，闭藏能量。还是很有道理的。

🎧 Andrew Huberman NSDR 科学休息法

最近我实践了下斯坦佛大学神经科学家Huberman的NSDR（即非睡眠深度休息），确实很有用，推荐一下。

目前Huberman在个人网站提供了10分钟和20分钟版本，并发布在YouTube，链接如下：

📌 10分钟英文原版 Youtube

📌 20分钟英文原版 Youtube

说起田文镜，脑海里自然浮现《雍正王朝》里这段经典名场面，其实很有趣的是，为什么导演会放任原著里这样一句脏话在电视剧里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一段的安排确实最能直接反应出田文镜这个人挨骂属性的。

不同于电视剧《雍正王朝》，真实历史上的田文镜在“清补亏空”的时候，其实已经60多岁了。可以说，田文镜人生的70年，其中60年都活在康熙朝，只有剩下的10年活在了雍正朝，但不妨碍他只用十年的时间就从雍正那里拿到了“天下第一巡抚”的称赞（电视剧中改成了给“山西巡抚诺岷”）。

首先，开头那段马国成上来那句“田文镜，我操你妈！你他妈一个监生出身被革职的七品官，凭什么在这儿耀武扬威......”，那么这里马国成说的“监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监生的出身可以说是田文镜特别敏感的地方，田文镜出生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从小勤奋读书，但是考试能力不行，每次考试都失败，最后无奈花钱买了个“监生”文凭。22岁的时候，田文镜又花钱买了个福建长乐县的县丞（八品），但花钱归花钱，田文镜在作为官员上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正廉洁，而且非常努力，作为没有什么政治资源的人，靠着政绩突出能干，在福建长乐县仅呆了八年后，升任山西宁乡知县，44岁升任直隶易州知州，45岁升任吏部员外郎。

不过瓶颈期也马上就到了，到了50岁止步在了御史的位置上，直到发生了一个事情。

天津长芦盐场亏空事件

55岁这年，田文镜去天津长芦盐场收税，结果他发现了天津出现了巨大的亏空，田文镜认为此事不可隐瞒，遂立刻上报朝廷，这里田文镜的良好习惯给了他一个加分项，田文镜在上报问题的同时，喜欢给出详尽的解决方案供领导参考，这让康熙眼前一亮。经过这件事情，田文镜被升任内阁侍读学士（四品）。

直到田文镜61岁这年，他一直都是内阁侍读学士，而也是这一年，康熙驾崩了，雍正即位。

山西赈灾事件

雍正即位这年，田文镜来了任务，代表朝廷去华山祭告山神，回来的路上经过了山西境内，正好此时山西境内正在闹灾，近几日前，彼时陕甘总督年羹尧就上报了朝廷请求赈灾，但皇帝问山西巡抚德音的时候，德音却说没有此事，雍正心存疑惑，相比较德音，雍正自然还是相信熟悉的年羹尧，如果没有灾情，年羹尧也绝不会没事找事请求赈灾，正巧田文镜去华山回来的路上会路过山西，不如再问一下田文镜亲眼所见的情况。

结果一问，田文镜说确有此事，并把德音的不作为当着雍正的面痛骂了一番，而且田文镜这个人在民生问题上的观察非常仔细，田文镜面对雍正的现场提问，说的头头是道，对细节描述非常到位。这让雍正对这位隐藏的60岁小登刮目相看，这样为民着想的人才不正是朕需要的么！遂提拔田文镜为山西布政使（二品）。

转年，雍正又把田文镜提拔为河南巡抚。

改革先锋

如小说、电视剧《雍正王朝》上的那样，历史上的雍正即位后大力推行改革，而我们也会发现，从古至今，在改革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历史总是会选择田文镜式的官员来推动文明的发展。而等待田文镜的，是雍正改革的四座大山——“清补亏空”、“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在四大改革的进度上，根据资料，“清补亏空”主要发生在1722年，“火耗归公”主要发生在1724年，“摊丁入亩”主要发生在1724年，“官绅一体”主要发生在1726年，这几年间，田文镜一直猛冲在前，用雷霆手段将四大改革真正的推行了下去。

四座大山上的田文镜

• “清补亏空”：如《雍正王朝》里放的那样，康熙人生的最后几年和雍正即位那段时间，国库非常空虚，《清世宗实录》中记载“各省库项亏空动盈上万，是侵是那，总无完补，耗蠹公帑，视为泛常，尤为不法，宜严革前弊，永杜侵那”，主要原因就是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随意挪用公款还不还钱（也有部分是民间灾荒积欠，但占比不大）。雍正也就开始了“清补亏空”行动，这边命令刚下，那边在河南的田文镜直接上来开大，无论在任还是前任，只要存在挪用公款的官员，尽快还钱。并实行“审追之法”，免职提解的仍装傻耍无赖直接大刑伺候。这让很多官员吓的回家砸锅卖铁，有的甚至把祖宅卖了去还钱。而田文镜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将各项钱粮的亏空补齐了，而且田文镜始终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直到他去世时，他都在不折不扣的执行钱粮交纳情况，去世那年，河南布政使库仅耗羡银一项就累积达七十六万两之多（《河南通志》卷 21），不仅如此，后来担任河东总督时候，把山东的亏空也给整治了一番，并总结出自己对这个亏空事情的总结。

• “火耗归公”：火耗归公最初始于山西巡抚诺岷，火耗归公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朝廷征收赋税银两的过程中，征收老百姓的那些碎银子需要用火烧铸成银锭再上交，但在烧的过程中肯定会存在一定的损耗。于是，有些官员就借这个损耗的理由再向老百姓多收一笔钱来补差额，这就被称为“火耗”。但问题是官员对于火耗的数额确是自己来决定的，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而田文镜在河南，直接命令全河南的地方政府，火耗的税率由省里直接定，任何政府官员都不得随意更改，发现了就大刑伺候。最后，田文镜更是直接将火耗收回省里管理，公用公配，任何人不得插手。这让渴望发财的河南官员们更加仇恨田文镜，但雍正更是赞赏，田文镜真的好能干！
• “摊丁入亩”：“清补亏空”和“火耗归公”主要是针对河南官场，对于河南各地的地主士绅上，田文镜下手更是强硬，在领导的“摊丁入亩”改革上，田文镜先是明确按土地征收人丁费，清查士绅的实际使用田地数量和登记在册的税收田地数量是否匹配，然后发布通知，凡是隐匿田地的，如果现在交代的话，我就饶你一命，凡是发现隐匿的，直接抓起来大刑伺候，仅不到一年，田文镜就查处了隐匿田地 2500 余顷。效率之高，结果之大，让领导雍正直呼 666。
• “官绅一体当差”：经过前面三个事情，河南从上到下的官员、地主士绅们对田文镜是又恨又怕，而河南从古至今就处于黄河中下游的位置，河患不断，需要修河堤来治理。但按照以往的规定，修河堤这事儿只会让老百姓来干活，地主士绅们才不会卖力，但“官绅一体当差”推出后就不一样了，地主家必须出人下地去当河工，田文镜甚至挺着老骨头，亲自到黄河堤坝施工的地方督工，谁不听直接抓进大牢挨板子，结果这堤坝修完后，修的质量是相当好，汛情来了也抗住了，而且这年的秋天，河南粮食产出还迎来了大丰收。而这项政策其实很大程度的调整了政府对官绅的利益分配，剥除了士绅阶层的部分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而田文镜的成功推行让雍正更加高兴，要知道，雍正在改革的这节点上，很多官员不想得罪人，还是那套“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状态，但田文镜的一系列操作让雍正有了十足的底气，更让下边说改革难的官员闭了嘴。在《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中，雍正更称赞田文镜道“ 整饬河工，堤岸坚固，河汛安澜，年岁丰稔；绅袊畏法，正巳率属，地方宁谧，而每事秉公洁己，谢绝私交，实为巡抚中之第一”，这就是天下第一巡抚称号的由来（电视剧则是将此称号封给了诺岷），可见雍正对田文镜的喜爱。

田、李互参案

田文镜在河南雷厉风行的整顿吏治、清查积欠、限制绅衿势力，这些举措严重侵犯了一些不法官员和绅衿们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忌恨，又加上田文镜为人严厉峻急，求治心切，对属下动辄参劾，从 1725 年到 1726 年，田文镜连参数员，其中黄、张、邵、汪四人都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同科进士，一时河南风传田文镜因为自己不是科举出身 (田是监生入仕)，就“不容读书之人，在豫省做官”，民间也有流言称“文镜非科目出身，故所参皆系科目，以伸夙愤。”（出自萧奭《永宪录续编》），致使田文镜在河南“无人不怨，无人不恨”，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最终以“田李互参案”的方式爆发了。

广西巡抚李绂升任直隶总督，在路过河南开封的时候，一些河南官员们集体找到李绂，痛哭流涕，说田文镜不是个好人啊，一个监生搞得我们很难过（很难发财）啊，李绂你要给我们读书人做主啊，作为士人中的名人，李绂马上就找到了田文镜，三言两语就与田文镜发生了冲突，李绂破口大骂，说田文镜自己考不上科举，花钱买了个监生，现在作践读书人，还说田文镜重用的官员里面也不是清白人，尽是泼皮无赖，并说自己这两天就要参一本子，这个监生是田文镜的一个敏感的地方，田文镜当即也是火大，随后表示也要参你，你个李绂肯定是包庇罪犯，肯定是结党营私。

两折子到了雍正面前，雍正对这俩人都很看重，雍正派人一查，发现真如李绂所说“性情僻闇，信用佥邪，贤否倒置”，而佥邪说的是田文镜的亲信上蔡县令张球，勒索不成诬告，导致田文镜失察误参害了人命，可雍正最后还是一边准了田文镜此前弹劾官员的奏折，另一边又处罚了田文镜的手下的手下，并说“阖省之广，属员之众，焉得人人不谬？”，意思就是田文镜作为一个省的地方大官，手下有一两个官员干坏事很正常，并为了防止要强的田文镜灰心，还派人送了一筐荔枝。然后第二年，雍正还给田文镜升职了，升为“河南总督”，然后又加上“兵部尚书”（不知道是不是怕田文镜被报复，才安了这个虚衔），又过了一年，雍正觉得这位改革先锋头衔还不够显示地位，又给造了一个官职，叫“河南山东总督”，也就是“河东总督”。

田文镜的优点和缺点

其实从史书的角度看田文镜的一生，他有优点，也有很大的缺点，这与当时的环境也是有着匹配性的。

• 一是田文镜为官清廉，作为封疆大吏，家里都没什么钱，平时穿着布衣吃素食，在官场上，更是政治资源为零，也就没有了结党营私嫌疑，而且这样政治资源为零的下属如果干出点成绩，领导再给奖赏，一般会更加忠心耿耿、更加卖力，而且田文镜为人特别有分寸感，功劳大的时候也不从不向皇帝要什么（不过这也让他想抬旗的愿望直到最后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
• 二是田文镜确实有为官的才干，地方治理上能力非常突出，政治资源几乎没有，能接触的资源凭借他那个性格也得罪干净了，却硬是凭借突出的政绩被康熙提拔、被雍正重用。但前提是，这样的人才当朝皇帝起码不能是昏君，否则早就被对手联合起来弄死了。
• 三是田文镜个性严厉刚猛，不通人情，这种人非常适合想推行改革的雍正。

但说缺点，一是田文镜有些刻薄，《雍正王朝》这本书里有一个事情体现的很详细, 虽然不是史书记载，但作者刘和平用这个事情表达了历史上田文镜这个人的个性，那就是追缴国库欠款时候，面对只借了一两银子的老状元陈文盛的那段训斥 ——

田文镜一生犯过的最大的过错

如同张廷玉，再精明的一个人，但人只要一老，也总是会犯错误，田文镜也是如此。

晚年的田文镜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 隐瞒了河南灾情，本来河南灾情挺严重了，雍正也听说了，想着替河南灾民着想，免去河南灾民一年赋税，但田文镜也不知是怎么的，或许晚年了想注重自己的治理有方的名声，就坚称没有灾情，还说保证上交国家的粮食绝不少。不过这个错误发生后，雍正还是保住了这位改革先锋，并说田文镜肯定是被手下人蒙蔽了，他的为人肯定不会骗我的。但此时 70 岁的田文镜也确实身体不行了，想退休，雍正写信给田文镜，你可以把工作交给手下人干干嘛，你的官职我都给你保留着。雍正还时常关心田文镜的身体状况，我们知道，雍正中后期是比较信奉炼丹之道，便想着给田文镜一个叫“既济丹”的丹药，说是能补元气，结果田文镜吃了后一个多月便嘎了。有人想说，会不会是雍正害死了田文镜，这个史书上确实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雍正也没必要对一个 70 岁的老人下毒手，何况田文镜在雍正的改革大计上作用这么大，确实没必要，而且雍正后期迷信丹药也是有确切记载的。

有没有被手下蒙蔽是不得而知，但这次最大的过错也让受灾的河南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田文镜唯一的愿望

要说田文镜一生的唯一追求或者愿望，那就是“抬旗”。

田文镜出身是汉军正蓝旗，属于下五旗，田文镜最大的希望就是凭借功绩让皇帝把自己的家族抬进上三旗，但抬旗制度其实充满了皇帝的个人主观意愿和恩宠，比如一等侍卫喀兰图因为常年跟随顺治就被抬入上三旗。但田文镜做官的原则就是，从不主动问领导求奖赏，自己就是开不了这个口，直到有一次与出身正白旗的下属杨文乾聊天的时候，感慨自己如果要是抬进上三旗该多好啊，杨文乾倒是记到心里面去了，之后杨文乾从河南升任广东巡抚进京述职的时候，杨文乾瞅准机会给雍正说了田文镜的这个愿望，雍正知道后，又无语又气，在《朱批谕旨》中写道，雍正直接奏折上写道“朕甚嗔汝！”意思是这点小事还不好意思说，我真的生气了。并下旨即刻将田文镜抬进正黄旗（《清史稿》卷294，《田文镜传》）。

结局

有时候我读历史的时候有个想法就是，功臣有时候死的早或许是最好的结局，田文镜假如要是死在乾隆时期，不知道要受多少折磨，这从乾隆继位后足以看出报复之烈，田文镜死后雍正伤心不已，要求河南当地必须建立专门的祠堂来祭祀田文镜，河南的贤良祠也必须摆上田文镜的牌位。无论怎么说，田文镜确实在任期间虽然有时候表现的过于苛刻严厉、追求效率，但对底层老百姓他是有功劳的，打击了官僚、地主、绅衿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风气。需要注意的是，田文镜从 1724 年开始，就常常生病，经常病至不能提笔缮写奏折，曾在密摺中自陈道“年已六十有三，并无子嗣”、并说自觉“为日已短”，几度觉得自己身体就要不行了，仍想用自己人生最后一丝力气竭力报效朝廷。他不仅改善了一方百姓的生活负担，还整治了当时河南的陋习，防止妇女在婆家被虐待（《严禁代女出气等事》），还抽着空抓河南流窜的专劫客商的“老瓜贼”，保护客商人身安全（说实话，我查资料看到这些，真觉得一个经常生病的六十多岁老人做到这些，真的挺猛了）。可以说，田文镜是真正的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交给了雍正的改革整顿事业，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这样的“孤臣”，“赋性耿介，并不知交接，茫茫四海，实无知己”，因为自己的品性过于严格，不徇私情，行事雷厉风行、不避人言，以至于在其病逝之后，竟无人登门吊唁，虽然传说不足信，但也可见田文镜在河南的孤立无援。到了乾隆年间，河南巡抚雅尔图也说田文镜在河南，百姓至今怨恨，乾隆因此批评了下九泉之下的田文镜，但还是把他放在了贤良祠，不可谓不是一个悲剧呢。

很多人读清史或者看清朝历史剧，都会骂其中当官的汉人，学生时期的我也有这样的观点。但说实话，我们现代人看历史的时候应该跳出历史的局限性去看问题，汉人在那种环境下，想造福一方百姓做一番大视野唯一的出路也就是当官了，没有第二个选择，比起田文镜这样的汉人官员，难道最可恶的不是钱谦益、洪承畴之流吗？

最后，我倒是想起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里那句经典台词 ——

看田文镜的一生，假如你的领导不是雍正，你该怎么斗他们啊

最近看了 B 站一个讲雍正王朝的视频，Up 主用了三期视频讲了下张廷玉是不是奸臣，并列举了 8 个论点来论证张廷玉是奸臣。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因为我读《雍正王朝》的时候我也仔细品味过，正好外出游玩在车上也无聊，就简单写写我的看法。

首先，“张廷玉是奸臣”这句话出自剧中佟国维之口，当时大致场景是，太子（老二）犯事被废，康熙想重新立太子，其实康熙还是想重新立老二，也想借这个重立太子的事情看朝堂上的动向（康师傅的帝王心术啊），而张廷玉通过之前各项的试探，揣摩到了康熙其实想复立太子，在上书房群臣组织投票的时候，张廷玉借故躲到一边，马齐问他，还装傻充愣，说自己有个秘折，就不跟大家一块联名了，最后结局是，众大臣在佟国维和马齐的带头下，怼着枪口上去推荐老八，而张廷玉在最后时刻通过推荐老二复立太子而得到赏识上位，结果可想而知，康熙对张廷玉是多么赞赏有加，并把佟国维一众大臣数落了一顿（当然，这里我认为佟国维并不傻，尤其是康熙去上书房视察的时候，说放老十三的时候，佟国维就在旁边，以他的资历和智商不可能没这个觉悟）。

无论在《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里的张廷玉，还是历史中真正的张廷玉（晚年老糊涂的张廷玉除外），张廷玉这个人一直有两个过人之处，一是揣摩圣意，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奸臣，就在于他太“揣摩”了，因为历史上奸臣都很会“揣摩”；二是做事情非常的稳，除了晚年老糊涂，大半辈子的从政生涯几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放在中国历史里都是很难见到的，加之一项特殊技能，皇帝口述下旨，皇帝这边说着，张廷玉就随着写好了，而且达到皇帝基本上看完不改的地步，这点是绝对的不得不服。

要知道，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有着强烈的排他性，所以君臣关系非常脆弱，也就是常说的“伴君如伴虎”，尤其在清朝，满人当道，作为一个汉臣，今天可能小张还上着班，明天可能全家就挂城楼上了，而张廷玉不仅能活下来，还能配享太庙，可见其实力和野心绝不是普通官员的小心思。甚至到了雍正时期，雍正对张廷玉的信任到达了一种痴迷，比如《张廷玉年谱》中曾记载到，张廷玉回老家探亲一趟，导致一段时间没在雍正旁边，雍正想念的受不了了，写信道，“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衡臣啊，你快回来吧，我身边没有你真的不行啊。

张廷玉为什么会有这种技能，其实，这并不是他天生的，这就体现勤读历史的好处了。

在入朝前，张廷玉曾对历朝历代君臣关系进行了深度的研究，在他看来，做臣子务必做到五点：

一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这是张廷玉的人生信条，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小心谨慎。这与他父亲的教育也有着极大地关系。张廷玉小心到什么地步呢，每天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他晚上都会在家里，独自一人呆在书房里，仔仔细细回想白天发生的每个细节，有什么地方会出现什么瑕疵出现什么问题，而且他想完后不会跟任何说，哪怕是自己的枕边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而且张廷玉不经意间知道了皇帝的什么事情，从不乱说，皇帝让说什么干什么，他就怎么去做，这也是雍正为什么这么信任他的原因之一。

二是性格不能过于刚直，比如海瑞。张廷玉认为性格如果跟比干、海瑞一样过于刚直，不利于职业生涯的延续，历史上通常没有好下场，何况大清朝。

三是做事情过于讲究原则，反而对自己很不利。比如岳飞。张廷玉认为太过于讲究原则，不适合官场为官之道，比如太子的罪证，张廷玉直接看懂了康熙的意思，放着康熙的面，把证物直接烧毁，也赢得了康熙表面责备内心高兴的赞赏。

四是自己权利大的时候，不知收敛和谨慎。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每个朝代都有。这一点张廷玉绝对做的出类拔萃，直到他老了的时候，还是那样的稳重谨慎。

五是不能太过于“好名”，虽然自己是儒家出身，但张廷玉认为太过于追求名声反而落得一个坏下场，甚至会连累家人。这一段，雍正也明确提出来了，他要求大臣们，既不能好利，也不能好名，这样不利于为皇家服务，更不是一个好奴才。说句题外话，比如雍正时期，有个大臣叫杨名时，当时在打击科甲朋党的问题上与雍正意见有些不一致，惹得雍正有些不高兴，但杨名时这个人呢确实很有能力，做了很多利于农民生活的好事，百姓对他评价很高，但杨明时却忘了推功给皇上，直接导致雍正越看他越不顺眼，最后说杨名时是一个“性喜沽名钓誉”之徒的描述，把杨明时关进大牢，杨名时在狱里研究了七年学问才找到机会出狱。

那么，回到题目，张廷玉是不是奸臣呢？

奸臣最早出自《管子·七臣七主》“吏肃而严，民朴而亲。官无邪吏，朝无奸臣”，那么何为奸臣呢？已故的历史学者康群先生曾总结道，“从历史上看，奸臣有着显著的特点，颠倒黑白，混淆真假，一切都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从金钱和权力出发，唯利是图，唯派是亲，惟权是夺，得意时，忘乎所以，受挫时，涕泪横流”。我对此比较认同，奸臣突出的就是一个“虚伪”，如这个 Up 主所说，奸臣表现为“大奸似忠”，其实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触摸权力的中心，一切只为了权力，哪怕是道路上，昔日的至交，也可以反目成仇，现在结交的盟友，也可以随时杀死。

奸臣还有一个特点，大奸臣往往不是草包，反而都有些许才气，比如赵高对法律精通，蔡京、秦桧字写的很好，严嵩善于写词等等，所以这也在提醒后来的君主们，“唯才是举”是值得警惕的。

康群先生评判这句话里，后两句，在电视剧中，我会有种错觉，张廷玉好像是有点奸臣的倾向啊，比如涕泪横流，他经常干这种事情，但其他地方你还确实很难判断，为了金钱？乾隆时期，乾隆派人去他家搜罪证的时候，官兵把他家都翻了又翻，除了书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玩意，张廷玉作为三朝元老，家产都没有多少，生活的很简朴。为了唯派是亲？张廷玉的门人学生数不胜数，举荐的人选虽然不都是栋梁之材，但也给清朝做了很多实事。确实不能仅凭其中一项符合而认为张廷玉是个奸臣吧。

其实，时间再往前拨，韩非子在《说疑》里，根据他的研究，曾有一个关于奸臣类型的评判，他甚至把奸臣类型分为了类：

• 一、“取誉者”、“侈用财货赂以取誉”。意思是挥霍浪费国家资财，并用国家财产贿赂上司，以取信任和荣誉的是第一类奸臣。
• 二、“移众者”、“务庆赏赐予以移众”。擅行私赏，收买人心，扩充自已的社会基础的是第二类奸臣。
• 三、“擅逞者”、“务朋党狗智尊士以擅逞”。装出一副尊贤礼士的姿态，聚集死党，形成势力，为所欲为的是第三类奸臣。
• 四、“事威者”、“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擅自赦放罪犯以扩大自己的死党势力，向社会显示自己的威权的是第四类奸臣。
• 五、“眩民耳目者”、“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以眩民耳目”。人虽衣冠楚楚，冠冕堂皇，貌似正人君子，但到处拨弄是非，逢人制造矛盾，乱人耳目，破坏团结的是第五类奸臣。

但从韩非子的角度来看，张廷玉在五类奸臣中，除了第五类有个别行为比较符合外，并没有符合条件的，所以我认为张廷玉并非奸臣，他只是个为求生存想往上爬的官员罢了，在对待太子上，他确实阳奉阴违，玩了些两面三刀，但他大部分都是在揣摩圣意后才说出口的，也只是代表了皇帝的想法罢了，皇帝有时候想什么样的事情，你明明就知道他就是这样想，但他就是要身边大臣说出来，这样如果事情办成了坏事，自己也还是圣明的。

而追究源头，佟国维为什么说张廷玉是奸臣呢，这还要说到佟国维这个人，佟国维是众所周知的八爷党，佟国维一开始认为，这次太子被废是一个押宝老八上位的好时机，但是太子推荐大会的前一天，康熙去上书房说的话，让佟国维敏锐的判断出来了康熙所谓的立太子其实就是一个陷阱，他自己也很慌张，而如何破局继续保持他老佟家的辉煌呢，皇帝既然已经坚定我是八爷党的人，那不如直接干到底好了，继续保持表面上我就是八爷党铁杆支持者的身份，再通过法不责众的方式，让很多大臣一块联名上折子推荐老八，直接给皇帝看，皇上你看，这些可都是八爷党成员哦，我全部给你揪出来了，而这么一搞，最后的老八再那么一想，自然觉得佟国维当初联名推荐他，不就是在故意搞他，佟家也自然脱离了八爷党，同时把自己即将结束的政治生涯祭出去（反正自己也死不了，安享晚年得了），为隆科多铺路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所以说，这一场推荐太子的戏，就是康熙的导演下，与张廷玉、佟国维演的一出大戏，一唱一和，表面看起来吵的很凶，连“张廷玉是奸臣”都喷出来了，但早都各取了利益，皆大欢喜，也达到了康熙粉碎胤禩夺嫡的真实目的，要是真的对这句话认真深究了，那就真的“输”了。

所以说，张廷玉是不是奸臣，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张廷玉算不上奸臣，但从人的角度上看，康熙会认为张廷玉是能臣；雍正会认为张廷玉是忠臣，我的贴心小秘书; 而在佟国维眼里，虽然是配合康师傅“演戏”，但也可能心底里认为张廷玉这种做法就是奸臣，大奸似忠一般，所以，所谓奸臣、忠臣、能臣、笨臣，很多时候不就在于人们什么样的视角来评判的么，然后写在史书里，你又怎么在连文字都无法判定的基础上去判定这个人是不是奸臣呢。正如Up主凯老师最后说的那样 ——

引用Up主文字内容： https://zhuanlan.zhihu.com/p/682095801

所以，当我们抛开上帝视角，把自己带入到张廷玉这样一个汉臣的身体里的时候，你除了不停地往上爬，还能该怎么办呢？如果明哲保身、圆滑、揣度圣意算是奸臣的话，那历史上真没有几个忠臣了。这让我想到《人民的名义》里“官二代”里赵瑞龙的一句台词 ——

最后，我特别喜欢历史学家高敏先生一段话，“掌权者切不可以感情用事，以个人恩怨为取舍标准，阿谀奉承者，其心大抵不正；直言极谏者，本质大都纯美。凡不干实事，终日讲人缘，拉关系，寻门路，探消息，到处钻营，亲近要人，招摇过市者，见利就上者，虽无重大劣迹，大抵不是正人”，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成为管理者，都足以警策啊。

陈乐民先生在其散文集《书巢漫笔》中有一篇文章谈到青年人与马克思主义，讲的十分精辟，“对于马克思主义，青年人的‘不屑一顾’，相当程度出自所谓‘逆反心理’，是浅薄；而把马列著作当成‘圣经’，不得更易一字，是愚顽。两种态度都从各自的极端糟踏了马克思主义”，我对陈老这句话十分有感触，在我看来，当我们身处不同的年龄段时，读马克思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马克思的文字和思想始终在给人们指引着他的方向，始终是我们的“同代人”，而热爱马克思的最大理由并不是因为马克思将世界的构造明确地阐述给我们，也不是他们给我们指明了如何构建没有阶级的社会，而是读过马克思之后，你会明白自己的问题必须由自己来解决，那么如何自己来解决问题，这也正是我们青年人去读马克思的意义。

其实去看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或著作、文章，你就会发现马克思在青年的时候，就已经对于贫穷、阶级、剥削、商业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见解，30岁之前，便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宣言》、《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

在青年时期的不断总结，使得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成为了一种众所周知的政治学说，而马克思将先前存在的思想进行整合，也并非创造出新思想，他的理论体系吸收了很多哲学家的思想，比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法国政治学家卢梭、英国政治学家亚当·史密斯等人的思想，然后取其精华。

在25岁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提出，“理论”绝不是无力的，它如果能够抓住人心，就可以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理论必须抓住事物（近代社会的结构）的根本，必须能够明确地揭示社会变革的内容。 掌握这些理论并采取行动，实现人类的解放。这些行为的主体，正是近代产业催生出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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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马克思又写出了《论犹太人问题》，提出了“类存在物”，而“类存在物”指的是“现实的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将抽象的公民重归于自己”的一种状态。市民社会中的“公私混淆”只是指“公服从于私”，与之相对，“类存在物”可以被认为是公私合二为一的状态。马克思认为，当人们不再优先考虑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用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的热情，去关心邻居的幸福和利益，成为这样的“类存在物”时，就完成了“人类的解放”，我虽然很认同马克思的这个说法，但这确实是很难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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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6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先前的哲学家只是在努力解释世界，而他们二人所做的努力是为了改变世界，所以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提出了“异化论”，比如这段“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这绝不仅是一种修辞技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异化论”的出发点并非“自己的悲惨”，而是接触到“他人的悲惨”经历。马克思并不是主张“把我们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是主张“将他们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是我们应做的工作”。正是源于这种人格魅力，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经得起历史风雪的洗礼，延续生命直至今天。

到了28岁，马克思写出了令人惊叹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作品里，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因为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而历史唯物论不是探究人类社会某一部分（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学问，而是以人类社会整体为对象，从“唯物论”的立场去探究人类社会历史（变化）以及构造（结构）的学问。这是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要的理论要素，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还写出了我特别喜欢一句话 —— “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人是什么，不是由这个人是“什么”来决定，而是取决于他“生产什么，怎样生产”，这句话确实足以总结基本的历史唯物论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还提出了自己心里的人类理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天啊，每次读都让我战栗，而在后来，包括教员毛泽东在长征时期的时候，面对当时的恶劣的处境和贫瘠的资源，毛泽东也曾说，“理想的人应该是将“工、农、商、学、兵”集中同一个人身上，这无不有着那句话的影子，马克思这段话里他更想说明的是，我们要做一个多样化的“人”，或者说，做一名终身学习者（是需要实践的学习者）。而很多历史唯物论的书籍大都没有告诉读者“这样理解的方法是正确的”，而是没有过程直接得出结论，但《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不同，其中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十分清晰的，也能看到马克思在写这篇文章的痛苦思考与渴望追寻，导致这部作品里虽然马克思的阐述有些复杂和繁重，但足以让我感受到马克思在与人们生活的现实作斗争，并试图对现实全体进行考察的奋斗姿态，这更是一种直面现实的气魄，挑战当世的哲学家们，试图超越他们。试问人类千百年历史上，又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气魄与胆识能做到呢，要知道，这时候的马克思才28岁。

到了29岁，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在不少文章中对其观点进行了完善，其中就包括旨在阐明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规划的伟大的《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中，马克思就提出所有的历史变革都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不断斗争的结果，而经济则是这种斗争的根源。早期的历史研究强调个体英雄和领导人的作用，或某种思想的作用，但马克思却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了一连串的群体斗争上，包括早期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中世纪地主和农奴之间，以及现代雇主和受雇者之间的斗争。他认为，正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激发了变革。

在宣言中马克思说道，社会在直接斗争中分化为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法语中国意为一个拥有财产、地位超越一般民众之上、拥有并自主经营的商人。马克思认为，美洲的发现和殖民化、印度和中国市场的打开，以及交易商品数量的增长使得19世纪中期的商业和工业得以迅猛发展。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已不能满足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因而，工业制造体系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即宣言所说，“市场保持增长，需求一直不减”。

需要说的是，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前辈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实并不是一种事态，而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他认为，变化的产生是由于任何思想或事态（即“论题”）都包含一种内部矛盾（即“反题”），而这种内部矛盾最终会催生变化，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思想或新的事态（即“合题”），这个过程被称为辩证。黑格尔认为，我们永远无法感受到世界万物原有的状态，只能感受到它们呈现给我们的状态。对他而言，存在主要由思想或精神组成的，因此，历史进程经过无数的辨证循环，其本质就是趋向于一种完全和谐状态的精神（或者说“感性”）历程，但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这一观点上却大相径庭。马克思坚称，历史发展到最终的没有冲突的状态后，并不会达到黑格尔预言的精神极乐状态，而是呈现为一个完美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人都在为社会的整体幸福而和谐地工作。

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控制着整个贸易过程，他们“除了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冷冰冰的现金支付之外”，与人民没有丝毫联系。人民本应该因自身价值而受到尊重，但资产阶级却“把个人价值等同为交换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甚至情感价值都被他们弃之不顾，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是“赤裸裸的、无耻的、直接而残酷的剥削”，本应受到保护的人民自由被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不合理的自由－自由贸易”。马克思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令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从而使每个社会成员能够根据自身的能力从事劳动，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消费，以阻止富人剥削穷人。

早期的人类一直致力于自己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衣服、食物和住所等，但随着早期社会的逐渐形成，人们之间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当人们进行商品或者劳动交换时，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契约生产”也就应运而生了。马克思赞同斯密的观点，认为这种交换体系导致人们的劳力专门化。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新的专门化（或“工作”）也对劳动者本身进行了定义。一个人的身份是农业劳动者还是继承地主，决定了他们在衣、食、行方面的差异，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与谁分享利益，又与谁存在利益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的社会经济阶级分化开始产生，不同阶级间陷入斗争之中。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上有四大阶段，他认为这四大阶段建立在四种不同的财产所有制基础上，即原始部落的共同财产制、古代公社及国家所有制（在该体制中，奴隶制和私人财产所有制开始产生）、封建或庄园财产所有制，以及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有制。每种阶段代表一种不同形式的经济体系，或者说是“生产方式”，并且不同阶段之间的过渡也会因暴风骤雨般的政治事件（如战争和革命）而载入史册，同时，一个统治阶级被另一个统治阶级取代。《共产党宣言》通过解释各个社会、各个时代的财产所有制而使得这种思想广为人知，从而令我们能够抓住社会关系的关键点。宣言也让我看到真正的革命宣言不会使用宣扬“憎恶”和“破坏”的语言，而是以“友爱”的词语来结尾。这种人性的姿态让马克思远远超越了19世纪、20世纪无数平庸的革命家。

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社会财产体系的改变，其“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等）也会随之改变。这些改变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可以提升统治阶级的价值和利益，同时转移人们对政治现实的注意力。然而，即使是统治阶级也无法决定社会事件和体制。黑格尔说过，每个时代都会受其时代精神的影响，马克思也同意这一观点。但是黑格尔认为，时代精神取决于一种与时俱进的“绝对精神”。马克思却认为，时代精神由一个时代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所决定，进而决定个人和社会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人民为时代贴上特定的标签，而是时代造就了人民。马克思从精神到社会经济方式等方面修正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修正的过程中，他也受到了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影响。费尔巴哈认为，传统宗教从理性的角度而言是错误的，因为其不能通过任何推理方式得到证实，这种宗教是造成人们悲惨命运的原因所在。他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然后将人类的所有高尚品质放到神的身上，然后创建了宗教。比起现实世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些“幻境”。人们总是喜欢拿自己跟神灵进行不切实际的对比，从而变得失去本性，忘记了神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同意这一观点，他也认为，人们之所以依附于宗教，是出于对一个没有经过梳理的世界的渴望。但他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某个全知全能的神在施加法力，而是受日常生活的物质现实所迫。马克思的观点不仅是对宗教的否定，更给社会和政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学习马克思，其实不光是需要关注结论性、论断性，也要学习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就如同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所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一一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所以在马克思的书信、手稿、著作里，我们会认识到一个道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崇拜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在他的思想里，主要想教会我们两个东西，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外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什么东西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事物有好的一面就必然有坏的一面，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世界，而这个辩证同样也要用在马克思主义上，绝不是盲目的崇拜和推崇。

而当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尝试分析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得出的结论和马克思是一样的。所以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的永远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我们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得出的真理，只不过这个真理的名字恰好叫做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所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会互相称呼对方为同志的原因。

接着，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马克思的思想不一定就全是真理，他是要和我们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的。而先辈们正是明白、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套深层意义后，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战争和欺压，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作为青年人，或许我们未来面临的问题也是全新的、富有挑战的，而如果我们不看书，不去接触社会，又怎么能发挥这种思想的伟大力量呢。

作为青年人，如果有一天你对现代政治感到厌倦；如果有一天你问自己，为何到哪里都找不到真正的爱情；如果有一天你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总是控制不住赚钱、出名、攀比和支配他人的欲望；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人生和我们的世界究竟有什么意义”的疑问，不妨就去读读马克思的书吧，去“咀嚼”，去仔细回味，感受马克思年轻时的思想，感受他对社会改革的热情，无所畏惧、勇于挑战，以及永不满足已处的高度和不断前进的活力，来磨砺你的才智，带给你无限的动力，从他的文字中感悟他的思想，因为他本就是为你而写。

1997年4月11日深夜，位于北京郊外作家王小波的住处里传来两声惨叫，邻居们起初并没有在意。然而第二天，邻居们发现王小波一天没出来，赶忙上楼，却发现他头抵着墙壁，已经没有呼吸，墙上还留着深深的抓痕，而这位天才作家，在心脏病发作后，生命就永远的停在了45岁。

在小说《三十而立》中，有这样一首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在这首诗里，“走”和“倒挂”都是一种纯粹的物理运动，不受外力的压迫，个体似乎摆脱了苦恼，拥抱欲望，回到了存在本身，而能够如此坦率的直面欲望，纵观中国的文坛，自然就绕不开一个人，也就是这本小说的作者 —— 王小波，王小波的文字在我读来总是那么的美好、有趣、好看，有趣仿佛就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冯唐说，“他的文字，仿佛钻石着光，春花带露，灿烂无比，蛊惑人心”。

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王小波在他动荡的生命里跨过荒谬的生活，向参差多态的平庸开战，而自由就是他的崛起。在他的小说里，自由这两个字出现的频率并不高，甚至很难找到它的踪影，但是他的小说却常常无视生活的设定，无视羁绊，以最自由的姿态面对生命。这样的自由意志超越了自由的定义，难以被系统归类，更像是一种系统破坏者似的存在。

自由的奔走在他的小说里随处可见。在小说《三十而立》里，有这样一个场景，“风把道沟里的落叶吹出来，像金色的潮水涌过路面，我一个人走着，前后不见一个人，忽然之间，我的心里开始松动，走着走着，觉得要头朝下坠入蓝天。两边纷纷的落叶好像天国金色的大门。”在《绿毛水怪》里，他写道，“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在《万寿寺》里，“人物奔跑在湘西炽热的红土坡上，任由厚重的热风吹拂，在‘我’错综复杂的记忆线中发生着一场场奇遇，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还有在《红绋夜奔》里，他写道，“李靖他在洛阳城里行走，一条腿踩着街的左边，另一条腿踩着街的右边，所有人都受他的跨下之辱。”自由是人们对王小波文字的解读，在他张扬的文字迷宫里，自由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谜底，在王小波去世前，他却“阴差阳错”的提到了这两个字。

1997年的春天，在北京的住处，王小波给远在美国的挚友刘晓阳写了封邮件，邮件里说到，“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十几个小时后，王小波猝然长逝，去世的时候，电脑上的光标还跳动着。往前追溯，在他的杂文中有提到，“我写作的时候，也讨厌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

这样一个在规则世界横冲直撞、打破小说语言枷锁的作家在世的时候，小说的出版之路却是困难重重，历尽千辛出版后，书却又卖不动。王小波常提了个尼龙布兜，把好几本《黄金时代》装在里面，晃荡着跑到清华大学卖书。很多人都知道的是，写《黄金时代》之前，王小波并非全职作家，他最先在当半导体技术工人，高考后被人大的贸易经济系录取，经历了留学生涯后回国到北大当助教。

王小波平日里鼓捣着计算机，处理数据，更像是一个跑杂的工作，之后进入人大当会计学讲师。理工科出身的背景使得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习惯从工程师的理性思维出发，赋予了小说天马行空而极具思辨意味的科学设定。比如在《白银时代》的开头，我看到了他奇妙的描述，“大学二年级时有节热力学课，老师在讲台上说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样的开场白让读者思维全然不设防，车辆滑入一道道迷宫，开始了参透谜底的体验。

教书的安稳日子，让人有一种错觉，仿佛一个人的一生就会这样慢慢消耗。偶尔波澜不惊，偶尔又沸腾，但也只是沸腾那么两下。但是通过小说追寻自由这样的执念，从未在王小波的心中熄灭过，或许早已思考很久，使得他在1992年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辞去工作，彻底放弃安稳有保障的生活，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一头栽进他最爱的文学世界。可能凭直觉，也可能凭着一种使命感，那一年他刚好40岁。

在大多数人看来，他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才华，人到中年，依旧在文坛没有受到多少瞩目，自然也没有人对他有什么期待。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一直都在做“减熵”的运动，包括写小说，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熵增就是自发行为，按王小波的话来说就是趋利避害。反过来，减熵就是一个趋害避利过程，吃力不讨好，但是人类的文明就是靠减熵去推动。在那个年代，成为自由撰稿人无异于一场减熵运动。虽然这意味着他可以把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写小说上，不用受外界态度干扰，但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压力瞬间剧增，失败的代价也变大了。

1991年，王小波花费大量心血创作的《黄金时代》，在台湾拿了《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之后在《联合报》上进行连载。此外，王小波还获得了10万元的新台币。《黄金时代》可以说是王小波最重要的一本小说。在王小波去世后，这小说被赋予了各种意义，被解读成各种形态，大胆的性描写被粘附上一系列的目的，在这样的结构下，《黄金时代》被推上神坛。王小波曾经说过，“我希望从我的小说里不要读出意识形态的味道，性就是性，故事就是故事。但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有一点目的性就不行，大家都需要一种东西给捆起来。”过度将小说中人物的动机与宏观时代进行绑定，或许会无意间错过王小波小说中最珍贵的部分。这些部分就是王小波对于自由、对存在的理解，而这些理解恰恰是从个体角度出发，从微观的角度切入最适合不过。

对王小波来说，一匹马发情，草木生长，金色的落叶洒满街道，不是为了表演，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不受任何束负的，这就是存在本身。在《黄金时代》中，在清平山，陈清扬倒挂在王二的身上，任由头发淌过后者的肩膀。这样的场景是不带目的性的，是纯粹的。最后在某一瞬间，陈清扬因为王二的两巴掌彻底沦陷，爱上王二，同样也没有任何目的。而对王二来说，那两巴掌是“无心”的。小说在这里似乎完成了逻辑自洽，人物的情感发生没有太多的目的，它就是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状态下注定会发生的。

《黄金时代》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一切痛楚和欢喜并非那么平铺直叙，而是以一种自嘲的黑色幽默被表达出来。那些对自由的呼唤，即使需要借助性描写去展现，也干净如阳光，让读者非常规姿态一次次逼近存在。在王小波的逻辑里，存在是炎热的阳光，好像细碎的云母片从天顶落下来的通透，是“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沉浸，是“极目四野，都是灰蒙蒙的水雾”的孤寂，存在可以是肆无忌惮，可以是坦坦荡荡，也可以是勇往直前。在他朴素的笔下，存在不是模棱两可的概念，而是在一片混沌中仍然保有纯粹的状态，它是能够被精确描述出来的。通过王小波的黑色幽默，我们得以突破生活的障碍，去追寻生命的众多可能性，我们得以去觉察生活的枷锁并去打破。

《黄金时代》的获奖并没有让小说的出版和销售在短时间内变得顺利，有一段时间，小说里肆意狂妄的性书写以及对敏感时期的结构都难以被理解。对那个保守的年代来说，颠覆的作品是不受欢迎的。另一边，王小波迫切的渴望《黄金时代》能够在大陆出版，《黄金时代》在大陆的正式出版要等到三年后。1994年，在华夏出版社赵洁平先生的帮助下，黄金时代得以在大陆出版，但是是以一种地下的方式发行，在书店是看不到王小波的小说的，尽管《黄金时代》在圈内的评价不错，但这本小说卖的却一塌糊涂。但无论如何，《黄金时代》的获奖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王小波从人大辞职的信念。

辞职之后的几年，王小波创作欲爆棚，创作之路一帆风顺。1993年，他完成了怀疑三部曲。1994年创作了《未来世界》，1996年完成了篇幅极长的《万寿寺》，同一年，《白银时代》的完告宣告着时代三部曲的完成。后来的这些小说中，《黄金时代》里的诗意性被延续了下来。那种独一无二的浪漫，其实早在王小波的处女小说《绿毛水怪》里就能嗅到。说王小波的浪漫是独一无二的，是因为他的浪漫不是不知所云的意识流，而是一种充满思辨、漫山遍野的狂想。这种浪漫的力量可以从琐碎的存在中抽离，又能够俯冲进平庸的生活。而王小波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不需要通过金句的堆砌，不需要华丽的修辞，就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讲得很动人，很浪漫。

在《绿毛水怪》中，主人公陈辉在送妖妖的回家路上，妖妖用没法形容的语气背诵了青铜骑士的楔子 —— “我爱你，彼得建造的大城”，妖妖在写给陈辉的信中说道，“我感谢你曾经送过我两千五百里路，就是你从学校到汽车站再回家的六百二十四个来回中走过的路。”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语句，却生动的勾勒出了人类美好情感，这种微妙转换的友谊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无论是《黄金时代》，陈清扬和王二伟大的友谊，还是《地久天长》中大许，小王和邢红之间纯洁的友爱，都能让人感受到荒诞生活中人类最本真的情感。

其中《绿毛水怪》的特别不仅仅在于它的极致浪漫，还在于这本书象征着李银河和王小波爱情的开始。用李银河的话来说，就是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我，我拥有他。因为一本流传的《绿毛水怪》手抄本，在光明日报当编辑的李银河注意到了王小波，而当时的王小波还在工厂里当工人，忙着修理半导体。在《爱你就像爱生命》里，我们都会为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深深感动，然而他们的爱情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一开始李银河会抱怨王小波太丑，但最终还是被那王小波奇妙的灵魂征服。热恋中的他们一起到美国留学，一起开车在美国和欧洲旅行，他们如同嬉皮士，到处流浪着，在美国的时光让他们的感情更加坚固，精神更紧密的纠缠在一起。现在看来，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爱情，完全超越了柴米油盐的琐碎，朝着一个更自由、更纯净、更不被束缚的境界奔去。

李银河对王小波的理解令人动容，当所有亲人都反对王小波辞职，当自由撰稿人，只有李银河相信王小波的选择。在她的眼里，王小波成为大作家只是时间问题。为了让王小波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不再瞻前顾后，她义无反顾，付出所有。我们之所以会被他们的爱情打动，我想更多是沉溺在那种靠精神去牵引的情感里，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爱情超越了琐碎生活的噪点和粗粝，从这个层面上看，李银河对王小波小说梦实现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影响透过他的小说能够看出，《黄金时代》里的陈清扬勇敢直爽，她的爱让王二真正变成男人；《地久天长》里的邢红用乐观和豁达去面对悲惨的生活；《绿毛水怪》里的杨素瑶离开了她讨厌的大人世界，化成水怪在水里生活。尤其在《黄金时代》里，与懦弱、想爱不敢爱、消极退缩的王二相比，陈清扬敢爱敢恨，直面自己对王二的感情。在王小波的很多小说里，女性都被赋予了独立自主、放去爱的性格，拥有对抗混沌的力量。

92年之后的五年里，王小波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他可以更专注在写小说上，而他不羁的想象力在《万寿寺》《红绋夜奔》中得到了极致的释放，发生在炎热的湘西红土坡的《万寿寺》，我的记忆不断瓦解又平衡。在散乱的记忆线索中，主人公的故事被不断推翻又重来，看起来无关痛痒，但当记忆中的故事走到尽头时，我们才醒悟，一切都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王小波用他的想象力证明了尽管生活的本质是庸俗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赋予他诗意的外壳，而失忆的另一层概念就是自由。

95年，王小波的小说《未来世界》再次获得《联合报》中篇小说奖，除了小说，王小波在杂文的创作上也愈发酣畅。王小波在世的时候，他写的杂文比小说更有市场，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杂志成为他思辨的阵地。最广为人知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用荒诞的设定呼唤着自由，那只无视生活设置的猪在遭遇人类的宰杀时，跳出围栏，一骑绝尘，不知去向。这只反抗“设置”的猪很像王小波的化身，不甘心平庸的生活，想要逃离规则世界，心中始终向往着自由和智慧，即使追寻自由很漫长，是一个不讨好的减熵过程。就像王小波在《万寿寺》说的那样，“拥有此生此世还不够，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我们喜欢王小波的文字，很多时候是因为在阅读那些故事时，感受到了参差多态的自由和快乐。没有受太多文法束缚的文字本就拥有生命的张力，这种任性是任由再大的外力都剥夺不了的。

在《青铜时代》里，王小波说，“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在我们这里，智慧被超越变成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得庄严滞重。”这似乎预示了在文字之外是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生活的羁绊太多，我们不是陈清扬，不是李靖，不是那头特立独行的猪，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王二，处于阴阳两界的边缘，疲软是常态。可能心里向往着变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生活的复调，无力去改变和抽离。

小说之外，王小波的生活也不总是那么顺利，王小波出生那年，在人大任职的父亲被开除，郁郁不得志，家中被阴霾笼罩着。王小波的名字正是寄托了父母的期望，希望这个刚出生的儿子能够让整个家庭顺利挨过政治风波，迎来光明。王小波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小时候的他“混迹”于教育部大院，在主流和边缘的两条轨道上不断转换。童年时代，他所目睹的钢铁炉和紫色天空，日后为他的场景设定提供了魔幻的源泉。动荡环境和插队经历，如同明暗对比强烈的菲林胶片，在他的小说里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

看很多作家的小说，会很轻易在文字中找到生活的模板，而王小波的文字描绘的不是固定的生活状态，而是生活的广度。枯燥、创伤、虚无、失控、自由、失意、牵绊，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他小说里的那些生活。但在混沌中，他的文字又是那么轻盈和分散，没有中间地带，要么飞翔，要么坠落，时而狂放，时而谦逊。他所描绘的那些情感，如同平缓的河流之下激烈荡漾的暗流，在主流世界横冲直撞，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但却无比清澈。当人们踩着《葬礼进行曲》的鼓点去送别王小波，王小波已经走在天上，走在寂静里，继续去参透生活的美。他会说，“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

每当受够生活的平庸、虚无和残酷时，我总会想起王小波的书，想起他所构筑的温柔而强烈的世界，然后得以获得勇气去守护自我意识的疆界，在混沌中追寻仅剩的那一点自由。

在重复的日常里找到一丝妙趣，带着裂痕去生活，在这个“有趣的灵魂”早已成为烂大街的梗的快消时代，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变成了一种符号、标签和潮流，没有人再去关心它的本来含义，有点荒谬，有点无奈。而在远离汹涌人潮的地方，有这样一个人，把热情、有趣和自由关注在文字里，重构了人之所以存活的缘由，在灯光暗下的瞬间舞蹈起来。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曾说：“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就像真正的信仰者一样，无须被赋予才能被认可，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一个自由的灵魂，一个有趣的灵魂，一颗文坛史上的耀眼恒星，向自由致敬！愿你我皆在路上。

威廉·福特·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1948年3月17日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是一位具有美加双重国籍的科幻小说家，被誉为科幻小说子类“赛博朋克”的开创者。

威廉·吉布森的童年经历较为坎坷，六岁时，吉布森的父亲意外去世，此后他和母亲搬回威斯维尔，后来他回忆道：正是这种突然被放逐到过去的经历，开启了他与科幻小说的关系。吉布森没有父亲，也很安静，经常一个人待着，他通过阅读科幻小说——H.G.威尔斯、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等等来寻求庇护，十二岁时，他渴望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在此后的时间里，他经常待在自己房间里听唱片、读书。母亲担心他这样下去会变的越来越内向，便将吉布森送到亚利桑那州的男子寄宿学校上学，十五岁的时候，吉布森开始大量阅读“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作品，接触到了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等大师的著作，其中威廉·巴勒斯对吉布森的影响非常深远，使他对科幻文学大为改观。

十八岁时，吉布森的母亲因病去世，所以他高中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学校。1967年，他移居加拿大，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同时，开始不断阅读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托马斯·品钦、阿根廷文豪博尔赫斯的作品，还喜欢观看朋克表演。到了1970年代，吉布森很大程度上靠在救世军旧货店里搜罗低价工艺品，再高价卖给专门经销商为生。后来他发觉在大学保持好成绩可以拿到不菲的奖学金，这比工作挣钱容易得多，于是他入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选修苏珊·伍德的科幻文学课上，他受其鼓舞，并写下了第一篇科幻小说《全息玫瑰碎片》。1977年，《发掘》杂志发表了该篇小说，由此，吉布森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在此之后，他精心完成了赛博朋克先驱之作《约翰尼的记忆》（游戏《赛博朋克 2077》里夜之城的一家数据传输公司的名字，正是致敬吉布森的这篇短篇科幻小说），从初稿到1981年在《奥秘》杂志上发表，花费了四年时间，这是在短篇小说《整垮珂萝米》和《新玫瑰旅馆》之前“蔓生都会”系列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整垮珂萝米》中，威廉·吉布森创造了“赛博空间”矩阵模拟器上的发光二极管亮着红光绿光，矩阵在自动臂杰克的意识中展开，网络牛仔博比在赛博空间盗取数据和金钱，那是在万维网还未发明的1982年，可以说，这直接影响了之后计算机与网络的发展。

回顾吉布森的作品，大概包括了二十多篇短篇故事和十几部长篇小说。其中，他的首部长篇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不仅开创了“赛博朋克”这个文学流派，还预示了信息时代的到来。此外，他还创作了《零伯爵》（Count Zero）和《重启蒙娜丽莎》（Mona Lisa Overdrive），与《神经漫游者》一起构成了著名的“蔓生都会”三部曲。而他与布鲁斯·斯特林合作的《差分机》（The Difference Engine）则被认为是蒸汽朋克流派的重要作品之一。

吉布森的创作风格极具后现代特色，他的早期作品专注于技术、控制论、计算机和黑色电影，探索了科技对人类的影响，即所谓“低质生活与高端科技的结合”。他在短篇小说《整垮珂萝米》中首次提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一概念，并在《神经漫游者》中进一步推广了这一概念。

1984 年绝对是令威廉·吉布森名声大噪的一年。他凭借首部长篇小说《神经漫游者》罕见地一举斩获星云奖、雨果奖、菲利普·迪克奖三项大奖，像一颗超新星般震动了科幻文坛。这部作品成为赛博朋克运动的奠基之作，不仅让威廉·吉布森几乎以一人之力开启了赛博朋克运动，更是囊括了赛博朋克的基本设定：赛博空间、网络牛仔、日本元素、地下世界、违禁药物、皮夹克、反光太阳镜、怪异的发型、人体改造和植入物、权力巨大的科技公司、人工智能等等，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阅读《全息玫瑰碎片》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一边想象，一边惊叹：没有碰过电脑、用打字机完成创作的吉布森，是通过观察孩子们在电子游戏室里玩游戏的场景，观察他们躲避和扭曲身体、仿佛在屏幕另一边的样子，将这些灵感运用到自己小说中的；他是在万维网还未发明的八十年代初，在便签本上划掉信息空间（infospace）和数据空间（dataspace），揣摩创造出了那个屏幕后面空间的新词汇（cyberspace）；他在温哥华夜晚的大街上，一边用索尼随身听听着 Joy Division，一边将摩天大楼和贫民窟的感知融合在一起，为我们呈现出他笔下那个迷人的赛博朋克世界。《约翰尼的记忆》中的“赛博海豚”，《空战游戏》中台球桌上的飞机游戏，《蛮荒之地》中的“操控人—代理人模式”，《冬季市场》中的剪辑梦境……吉布森早期近十年的小说精粹汇集在这本书中，让人们能够在饱览科幻的奇思妙想的同时，一举见证“赛博朋克之父是如何炼成的”。

作为赛博朋克这个科幻子类的创始人，吉布森对同时代的其他科幻小说家影响很大。批评家拉里·麦克弗里（Larry McCaffery）曾指出，他的作品和早期革新的科幻小说家有许多契合之处，如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的早期小说、菲利普·迪克（Philip Dick）的中期小说以及塞缪尔·德兰尼（Samuel Delany）的《新星》（Nova，1968）。除此之外，吉布森也从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和J.G.巴拉德（J.G.Ballard）那里汲取了碎片和异化影像快速涌入的特点。

同样吉布森也从科幻小说领域之外的地方获得了灵感，如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的强硬派写作，20世纪40年代的黑色电影（filmmoir），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的小说，摇滚音乐家路·瑞德（Lou Reed）作品中过于紧张和梦魇般的都市场景与节奏，以及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小说中繁杂的集科学、历史、流行文化、嬉皮术语和黑色幽默等等的大集合。他所展现的赛博朋克主题理念、创作技巧和对传统科幻小说的更新都使得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得到了又一次崭新的亮相。相比于其他的后现代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的地位更加具有开拓性，也为人们了解其他极具个性和特色的科幻小说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可以说，威廉·吉布森的小说真正革新了科幻文学，它使赛博空间、上网冲浪、ICE、脑后插管、神经植入物等词成为流行语，并推广了网络意识、虚拟交互、矩阵等概念。他的作品催生了电影《黑客帝国》，影响了日本赛博朋克的发展，是绝对当之无愧的赛博朋克之父。

• 赛博朋克 (Cyberpunk)：所谓“赛博朋克”（Cyberpunk），即是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朋克（punk）的结合体。1984年，威廉·吉布森的小说《神经漫游者》，被认为是”赛博朋克“早期文学以及赛博空间普及的代表之作，而1983年11月美国科幻作家贝鲁斯·贝斯克。发表《Amazing》上描写少年黑客集团的短片小说，是Cyberpunk这个词最早的来源，一年零一个月后，评论家加德纳·多佐伊斯，用Cyberpunk赋予了新热点的这一类作品以名字并沿用至今。（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布鲁斯·贝斯克提出了“赛博朋克”这个名字，而威廉·吉布森赋予了“赛博朋克”完整的躯体）
• 信息自由：在他的作品中，他提出了“信息自由”的理念，这是赛博朋克亚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主张信息应当自由流动，反对任何形式的信息控制和封锁。
• 反技术控制：威廉·吉布森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对技术控制的反抗和批判，他认为技术并非万能，过度依赖技术可能会导致人类失去自我，甚至被技术所控制。
• 未来预见：威廉·吉布森早期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尚未流行”，这句话准确地预见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数字化、信息化的未来。

第一个赛博朋克小说是什么？很多人一直存在疑问。威廉·吉布森1977年的短篇小说《全息玫瑰碎片（Fragments of a Hologram Rose）》显然是典型的赛博朋克小说，而约翰·布伦纳(John Brunner) 1975年的小说《冲击波骑士(The Shockwave Rider)》则被普遍地认为是“接近赛博朋克了，但也不完全是”的类赛博朋克小说。

赛博朋克文学流派对现代科技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上。首先，赛博朋克的核心概念“High Tech, Low Life”揭示了科技高速发展背后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个人隐私消失以及人类身份的危机。

所以赛博朋克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社会边缘人，挣扎在垃圾遍布的世界，没有现实可言，只有“认知映射”（cognitive mapping），为了寻求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展现后现代社会无比强大而令人烦恼的技术逻辑。用拉里·麦克弗雷的话说，赛博朋克“系统的歪曲了我们对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人类最高价值等等的感觉”。在当今社会，电脑、智能手机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人们自我身份、生活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决定因素。这些高科技产品的设计者和广告商以各种理念和意向来吸引消费者们的注意，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一种幻想，这些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一种幻觉，“令人困惑、充满虚伪、如海市蜃楼一般”。在威廉·吉布森看来，这些幻象是通过让众人不断地分享个人体验所慢慢形成的共识。

传统的西方哲学注重理性，推崇科学技术这种理性话语；赛博朋克突出了理性的地位，却将理性与非理性混合起来，将高科技结构和街头混乱的亚文化混合起来，形成极具赛博空间特色的文化。赛博朋克常常显现高科技世界的光耀闪亮和毒品犯罪世界的阴暗混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一类文学的主要特点。浸淫在电子科技中的赛博文化及其在赛博朋克这一文学类型中的展现使得我们重新审视时间、现实、物质、团体和空间的概念，使我们认识到当下与未来的间距越来越小，正如布鲁斯·斯特林所说，“也许，赛博朋克作家是既受传统科幻小说影响，又成长在现实科幻般世界的一代”。可以说，赛博朋克改变了读者对科幻小说的理解。

赛博朋克文学通过关注与传统科幻不同的“近未来”，小说中的先进技术就在人们的身边，电脑、信息网络、媒体文化渗透进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赛博朋克不再关注外太空旅行，而是“向内探索”，探讨现实中的义肢和生物技术植入物等等，着眼于技术对人的影响。这场文学运动汇集了80年代的文化浪潮，成为“在技术和联网计算机同思维拓展、迷幻剂、音乐、时尚相遇的古怪交叉口，涌现出的一整个亚文化”。赛博朋克文化也延伸到了整个社会，这正是此前各种科幻流派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这些主题促使人们对未来科技的发展持有批判性思考，影响了科技产品的设计理念和发展方向。在审美层面上，赛博朋克的视觉风格，如电子蓝色、紫色霓虹灯、工业风格的装饰，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影响了时尚、电影、游戏等领域的设计。例如，Nike 与设计师 Errolson Hugh 合作推出的联名跑鞋 Air Presto 就受到了赛博朋克风格的影响。

此外，赛博朋克文学中对高科技产品的描绘，如人体改造、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等，不仅预示了科技的发展趋势，也激发了科技创新者的想象力，推动了现实中类似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例如，赛博朋克作品中的人机融合概念，已经在现代的生物技术和可穿戴设备中得到体现。

赛博朋克文学流派还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理论产生了影响，它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探讨，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框架。

总的来说，赛博朋克文学流派不仅丰富了现代科技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还促进了人们对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的深入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对科技的态度和预期。

参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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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培养更好的写作习惯

博主 Anne-Laure 自2019 年开始，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计划于一百个工作日内写一百篇文章。从此后，写作的习惯便保持了下来，现在 Anne-Laure 几乎每周都会写并发布一篇新的文章，无论是上学还是上班都始终保持着这种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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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开始写作时，我非常纠结的一个点就是想写的很多，但都太宽泛，想写的完美但思考后觉得无法做到，导致迟迟动不了笔，这是一个误区，之后我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的时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让当初的我受益匪浅，解开了心结 ——

还有一点，也是我一直坚持的 —— 写你自己想讲，而不是人们想听🪷。

👨🏻🦳 卓吾的童⼼与成⼼ —— 《读书》2023 年 8 期月刊

题目中的卓吾即是明朝泰州学派宗师李贽，曾提出的“童心说”是明朝非常有名的美学理论。《读书》杂志这篇文章写的很不错，让我对李贽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这里对其中片段进行摘录。

• 显然，李贽并不是⼀个拘滞的理性⼈，⽽是⼀个活泼的感性⼈。他的内⼼世界复杂⽽⼜⽭盾。他逃儒⽽归佛，剃发⼜留发，崇信释教的态度，似乎并不⼗分坚定。他信佛，也信道，但似乎离佛稍远，离道较近，更像是⼀个道教徒。释家教⼈安⼼于制欲，终归于圆满和成佛；道家则教⼈热⼼于成仙，终归于清净和逍遥。尽管李贽摇摆于释道之间，彷徨于佛仙两端，但他身上并没有多少佛教徒的空寂与隐忍，反倒表现出道家的⾃在与洒脱。这样的⼈，通常会按照⾃⼰的本性和意愿⽣活，或者说，⼤都会成为浪漫主义者。李贽的思想和著述，彰明昭著地显示着浪漫主义的⽂化⽓质。有的时候，他简直就是⼀个童⼼未泯的诗⼈。
• 追本溯源，李贽的“童⼼说”并不是倘来之物，⽽是其来有⾃。道家的“⾚⼦”理论，就是它的思想之源和不祧之祖。⽼⼦说：“载营魄抱 ⼀，能⽆离乎？专⽓致柔，能婴⼉乎？”“圣⼈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百姓皆注其⽿⽬，圣⼈皆孩之。”“含德之厚，⽐于⾚⼦：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不搏。……终⽇号⽽不，和之 ⾄。……物壮则⽼，谓之不道，不道早已。”⽼⼦的世界观和⼈⽣哲学，本质上是关于世界和⼈性的原始主义阐释，显示着回归本源的静 ⽌主义⽂化态度和⽂化认知。⼀切的完美，只在开端；只有原初的状态，才是最好的状态。⽼⼦关于“婴⼉”和“⾚⼦”的夸张⽽⼜不乏诗意的想象，实在就是关于⼈性的乌托邦主义神话。虽然⽼⼦也说过这样的话：“故道⽣之，德畜之；⻓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但是，观其命意，显然在赞美“万物莫不尊”的“⽞德”，⽽不是在肯定⼈ 的意识的发展和精神的成⻓。像⽼⼦的“⾚⼦说”⼀样，李贽的“童⼼ 说”，也属于静⽌主义和原始主义，也有着同样的乌托邦主义的神话性质。
• ⼈世间压根⼉就不存在稳定⽽普遍的真理。李贽的“是⾮”观，显然是⼀种极端的相对主义观点。李贽⽤主观性来否定客观性，⽤变化性来否定永恒性，进⽽彻底否定了孔⼦思想中那些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真理。
• 虽然李贽在⾃⼰的时代名声藉甚，但是，在后代史官的笔下，他却被置放到⼀个⽆⾜轻重的位置。在《明史》⾥，他的⼩传附在耿定向的传后，仅有寥寥百余字，且卷⾸的传主名单⾥，斯⼈之名，竟付阙如。《明史》作者谓卓吾因去发⽽被上官勒令解任，与实际情形并不相符，但峻责其“专崇释⽒，卑侮孔、孟”，却没有太冤枉他。李贽对孔孟的缺乏理性的攻讦，确乎开了⼀个不好的头。
• 王夫之的批评最为尖锐。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他完全否定李贽的思想，连带着批评了几个推戴他的人：“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诮含吐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姜呷醋’。故万历壬辰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在船山先生看来，李贽的思想是消极有害的，而明代文章的俗陋，也是他推波助澜的结果。 评：也难怪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都对你敌意这么大了.....

👨🏻💼 项飙：是什么在逼迫人们“自我异化”？

• 物质生产本来是为人的生产服务的，但现在倒过来，完全成了主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物质生产的逻辑也贯彻到教育、医疗这些领域里面来。 反映在教育上就很明显，本来是要让孩子健康快乐，去发掘他们内在的各种潜力。每个孩子的潜力都不一样，也发掘出不一样的潜力。但是这样做，就需要很大的耐心，效率也不高。然后还有一种很强烈的假设是，如果不把学校放在一起评比的话，老师就会变得偷懒。这种假设是说，老师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在教育孩子。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工作，为了赚钱的工作，所以必须要加以一个外在的鞭策，通过评比和评审去奖励那些做得好的、数据指标很高的老师，再去惩罚那些在指标上做得不够好的老师......把一切都标准化，进行评比，引入激励的机制，这就是一种生产性逻辑，而且是物质生产性逻辑。这导致了异化的精细化，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逻辑统治了我们的生产活动，而且是物质生产逻辑直接形塑了我们如何组织人的活动。从逻辑角度来看，现象的根源都是一贯的。
• 不要在老师内部创造出等级，不要在学校内部创造等级，让老师在教育里获得那个职业的满足感，获得足够尊严，当然在物质保障上要足够，现在完全有能力这样。然后再放手让老师去创造和实验各种教育方式......许多人认为，物质生产的逻辑已经使人变得犬儒，让人们对其他人缺乏基本的善心和信任。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裂，这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作为后发展国家，现在这种断裂可能尤其明显，甚至已经不能说是断裂了，人的生产都统一到了物质生产的逻辑之下。

🧠 福柯最后的访谈：哲学家是认识、懂得爱的人

这是福柯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访谈，访谈的时间是1984年5月29日。这里对其访谈的内容进行摘抄。

• 我觉得风格观念在古代道德中非常重要；我总是说古代道德的坏话，现在尝试说下它的好话：古代道德中存在若干对理解过去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 我并不主张说古代道德在其历史发展中始终都是一种自我关注的道德，相反，它只在某一特定时刻才开始提倡自我关注。
• 哲学家是认识、懂得爱的人。不过在确认这一点之后，我并不认为，在如我们所知的（公元四世纪柏拉图的话语中体现的）希腊哲学经验中有人将爱的体验置于知识经验之外。
• 在我看来，当前重新思考希腊人的尝试根本不在于将希腊道德作为有代表性的道德领域凸显出来并促使我们反思，相反，问题在于再次开启希腊思想，以使后者同时成为给定的经验，并且相对于它，使我们获得完全的自由。
• 在不断出现的重读希腊著作的运动中，当然存在着某种乡愁，某种找回原初思想形式并在基督教现象之外构想希腊事物的尝试。这具有不同的形式。首先在 16 世纪，人们试图穿越基督教并在保留基督教的条件下，发现某种已经是希腊—基督教式的哲学形式。人们也试图在基督教之外找回希腊思想本身，这正是黑格尔所做的事情，在尼采那里我们也能发现这一点。在我看来，当前重新思考希腊人的尝试根本不在于将希腊道德作为有代表性的道德领域凸显出来并促使我们反思，相反，问题在于再次开启希腊思想，以使后者同时成为给定的经验，并且相对于它，使我们获得完全的自由。

💓 现代人为什么逃避爱情？——《三联周刊》2024 年 2 期

• 心理学家希娜·艾扬格和马克·莱佩尔做过一个实验，参与者被分为两组来评估不同类型的巧克力：第一组参与者需要评估很多种巧克力，而第二组需要评估和选择的种类就少得多。在实验结束时，参与者可以在两种不同的酬劳方式中选择，要么选现金 (5 美元)，要么选巧克力（价值 5 美元)。实验的结果是，需要评估少量巧克力的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巧克力作为酬劳，而不是现金。“这个结果清楚表明，选项的减少对价值生成的过程有所助益；或者说，丰富性会导致价值贬低，因为在选项丰富的情况下，物与人都变得更容易被替代。”
• 人们总是带着评估的眼光去选择爱恋对象，这会导致看不上对方，“承认他人，意味着可以真正地认识一个完整的人，认识她或他的目标和价值，并和她或他建立一种相互的关系。而评估他人，则是用已经预设的基准来评断她或他的价值。评估和承认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态度，前者日益压倒后者，而评估往往会以否决而告终。我们很难再把他人看成整全的自我，也就不能感知他人的独特。”
• 在人际互动中，人们要管理各种相互冲突的欲望和要求，“不想让自己显得太渴望拥有一段关系，但又确实渴望它；在关系中，不表现出缺爱 (“黏人”)已经成了一个关键主题，在关系的初始阶段尤其如此。这导致人们难以形成建立情感契约的意志，或者很难去做必要的象征性工作以显示自己在意或者对关系很投入”。

📖 读《宋太祖》顾宏义

闲着没事的时候读了读顾宏义老师的《宋太祖》，赵匡胤身上有几个特点，或许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

• 蛰伏：郭威算是赵匡胤的第一个伯乐，郭威建立后周后，对年轻的赵匡胤影响很大，但是当时地位低下，赵匡胤不断隐忍等待时机，954 年，郭威病重选外戚柴荣为接班人，柴荣为稳定朝堂，避免郭威的外甥和女婿造反不好驾驭，选择提拔自己人，便看中了赵匡胤，当然，赵匡胤底层隐忍的这个阶段，自身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 敢打能打：柴荣刚即位，山西高平战役，赵匡胤主动请缨，并取得大捷，柴荣随即大喜，并提拔了赵匡胤为殿前都虞候（大概是禁军司令参谋长的职位），这个职位又是禁军，所以赵匡胤与皇帝的联络也更多了起来，而赵匡胤借着这个机会，广揽人才，成立了“义社十兄弟”，而这些招揽人才得手段赵匡胤则是当时在郭威身边的时候，学习郭威的。不仅如此，赵匡胤还礼贤下士，吸纳了不少文人智囊。
• 野心不外露：赵匡胤跟任何人的感觉，就是他平时老实巴交，很会来事，连柴荣都不会怀疑赵匡胤会有野心的程度。甚至病重后，还提拔了赵匡胤为殿前司都点检，来辅佐自己的儿子。之后，赵匡胤终于找机会在陈桥驿完成了当年郭威的事情，“黄袍加身”。
• 杯酒释兵权：为什么被削去兵权的将领这么老实呢？赵匡胤非常会找准时机，⾸先，被削去兵权的将领，基本都是当初的“义社⼗兄弟”成员，他们还没来得及聚拢谋⼠、家将，也没有形成稳定的个⼈集团。赵匡胤看准这个时机，把他们逐出禁军，但仍保留着每个⼈的官衔、俸禄，并继续和他们维持亲密的个⼈关系。这样⼀来，⼤将们的地位和收⼊没有受到影响，怨⽓不算太重。只要他们安分守⼰，⼦孙就可以永享富贵。这⽐造反失败，⾝死族灭，风险可是⼩太多了。另外，“杯酒释兵权”，并不是让把兄弟们回家养老，什么都不干。赵匡胤只是剥夺了他们对中央禁军的控制权，但依然封他们为节度使，让他们执掌地方藩镇。这些大将对自己的新治所，并不熟悉，对当地军队的控制力也很弱。赵匡胤一等他们上任，就频繁发动局部战争，让这些将领带着陌生的部队去参战。过了几年，又让他们互相轮换，避免统帅和军队的关系固化。宋朝后期有个说法，叫做“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它的源头就在这儿。对那些根基深厚，心怀叵测的前朝老将，比如前面提到的李重进，赵匡胤采取了坚决诛灭的态度。但老部下里出镇外藩的，只要能立军功，依然受到重用。这样一来，节度使就成了皇帝的工具，而不是威胁，“篡国指南”也就渐渐失效了。
• 强干弱枝：从“杯酒释兵权”，又引出了宋太祖的第二项制度安排，叫做“强干弱枝”。前面提到，五代后期，政权更迭往往被中央禁军操控。禁军的指挥权，掌握在殿前司和侍卫司手中；人事安排，则由枢密院负责。殿前司、侍卫司和枢密院的负责人，都是武将，有时一个人还兼任多项职务，权力非常集中，这就给大将谋朝篡位创造了机会。有鉴于此，宋太祖在登基后，先是拆分了殿前司和侍卫司，把两司变为三司，接着又用文官出掌枢密院。三司有统帅权，但没有发兵权，最高指挥官经常更换。枢密院有发兵权，但不负责战时指挥和日常训练，彼此形成制衡，降低了威胁。中央的问题是解决了，地方上的节度使怎么办呢？宋太祖的做法，是改变禁军的性质，把它从护卫京师的小股部队，变成武装力量的基干。赵匡胤要求各州挑选精壮男子，送到开封充当禁军。这支禁军，平时就有 20 万人，一半驻守京城，另一半在各地轮流值守。节度使自己掌握的部队，改称“厢军”，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无法与禁军抗衡。收走节度使的兵源之后，宋太祖还用知州分散他们的行政权力，用转运使控制地方财权。经过这样一番操作，昔日大权独揽的节度使，渐渐变成了有名无实的礼节性职务。五代乱世最重要的一项官职，被宋太祖彻底“拿捏”住了。
• 崇文抑武，再建中枢：光是降伏军队，还不够。宋太祖的第三项制度安排，叫做“崇文抑武，再建中枢”。它的使命，是恢复中央政府的日常运转。我们都知道，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的负责人，就是俗称的宰相。这套制度延续到唐末，已经变得混乱不堪。宋太祖的改革办法，是把三省合并为二府，让他们负责日常行政，军事事务则由枢密院掌控。另外还划出盐铁、度支、户部三个主管财政的部门，称为“三司”，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一来，二府、枢密院和三司，就形成了制衡关系。二府的负责人，也就是宰相，虽然依旧位高权重，但管不了军事和财政，也就无法威胁到皇权。
• 是明君么？：顾宏义老师认为，评价宋太祖的成就，关键要看他给历史带来了什么新东西。从安史之乱到五代，中国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武人专权，山河残破，民生凋敝。终结这个乱世的，正是赵匡胤。光是这一项成就，他就足以名垂青史。而宋太祖开创的政治制度，又对中国历史产生了进一步影响。称他为⼀代明君，并不夸张。 另外，一个男孩子从小到大都会想问的问题，赵匡胤武力值怎么样呢？ 顾宏义老师还真的去找了相关的史料，北宋末年，皇宫里清点历代文物，发现了宋太祖年轻时用过的一根大铁棒。这根铁棒，足有几十公斤重，上面还有长期抓握留下的手指印。能挥动这么重的铁棒，可见宋太祖的确膂力过人。另外，宋官修史书还曾有记载，赵匡胤 40多岁的时候，经常率领百官出猎，亲自打猎射兔子。同时，他还喜欢拉上亲信官员，一起玩蹴鞠。至于他是不是“太祖长拳”的发明者，反正明代学者是这么说的。可见赵匡胤精通武艺这件事，早就名声在外。

卡尔维诺在1982年的讲稿里说，“博尔赫斯的每个小说，多少都在映射着宇宙的无限性；镜子、死亡、黑暗、永恒”。然而博尔赫斯自己却说，“无限性应是卡夫卡的小说特定，他漫无边际的黑暗，他叙述的故事中那些深不可测的权威”。我细致想来，确实如此，卡夫卡小说里总是透漏着一种莫名的恐惧与不安，但却能够被卡夫卡的文字轻而易举的放大至无限，笼罩着读者的灵魂，比如《变形记》开头那段被文学界称为20世纪最让人胆战心惊的小说开头，“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让人惊叹卡夫卡的文字力量。

《变形记》的主角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推销员，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工作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所有经济开支。有一天早上，他睡觉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而丑陋的虫子。很快，他失去了工作，也失去的生活能力，只能呆在房间里接受家人们的投喂。因为没了家庭的经济支柱，家里的所有人都必须外出干活。父亲去做了接待员，母亲在家里为服装店缝制内衣，妹妹也去做了商店的售货员。

一开始，家人对他还算比较友好，会给他喂食，给他的房间打扫卫生。但渐渐他们觉得这只大虫子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还会妨碍一家人正常生活，他们觉得工作已经够累了，还要照顾这只没有任何用处的虫子，于是他们慢慢开始放弃他，喂他的食物也逐渐随便了起来，最后甚至冷漠的咒骂他、用东西砸他，还让他在房间里自生自灭。而被家人抛弃的格里高尔很快也没了求生的意志，最后一个人孤独的死在了房间里。故事就是如此剪短，就这样简简单单的结束了，听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奇幻故事，一个人变成了虫，最后被家人抛弃而死了，但在卡夫卡的笔下，其实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故事。

小说中，卡夫卡把大量篇幅都放在了主角格里高尔和他的家人们的关系变化上。在变成虫子前，格里高尔是一个公司的旅行推销员，就是需要去到全国各地推销公司的产品，他的工作需要他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格里高尔非常讨厌这个工作，他早就想辞职了，但是因为他父亲早年开办的工厂倒闭了，他们一家欠下了巨额的负债，为了还债，为了父母和妹妹的生活，他不得不继续干下去。其实从这里就已经能看出，格里高尔是一个非常善良老实的人，他会为了家人着想，强迫自己干不想干的工作。

在变成虫之后，格里高尔也很少去思考关于自己的事情，甚至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虫，怎样才能变回去。他思考的内容几乎诠释自己的家人，《变形记》中写道，“‘我们一家过得是多么平静的日子啊，’格里高尔对自己说，他一面不动的在黑暗中这么看着，一面觉得自己能让父母亲和妹妹在这么好的房间里过上这种日子，真值得自豪，可是如果现在这一切的安静、富足、满意度都可怕地结束了，那可怎么办呢？”格里高尔很为自己以前支撑起整个家庭而自豪，但是也为这个家庭现在没了自己的支撑而感到难过。尤其是想到他的妹妹，他平时最喜欢妹妹了，他知道妹妹从小喜欢音乐，打算凑钱送她去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房间门后听到家人们在讨论以后生活怎么办的时候，格里高尔想道，“他（父亲）胖起来了，因此行动也变得相当不便了。那么难道让老母亲去挣钱？她患有气喘病，在屋里转一圈就累得不行……难道叫妹妹去挣钱，她还只是一个17岁的孩子，至今为止受着宠爱……每当他们谈到挣钱的必要性时，格里高尔总是会先放开门，铺到看门和冰冷的沙发上，他会因为羞愧和伤心而面红耳赤。”其实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很为主角格里高尔动容。

接下来卡夫卡的笔锋唰的一下落下，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卡夫卡世界的冰冷和残酷。一开始妹妹和母亲对格里高尔还是很关心的，妹妹每天会拿食物进去给他吃，还会关心他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变着花样的给他喂食，母亲也常常关心他是否有好好吃饭。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没了经济来源的三人都被迫工作，他们对格里高尔的耐心也逐渐减少，妹妹不再关心他爱吃什么，她残羹剩菜往房间里一倒就完事，父亲甚至还因为一个小误会，气得用苹果扔他，这也为格里高尔因脆弱的身体而导致最后的死亡埋下了伏笔。再后来，家人们为了让家里多一点收入，把家中多余的房间租给了三个房客。在某天，三个房客坐在客厅里听妹妹拉小提琴，但妹妹拉的并不好，他们都不喜欢听。躲在暗处的格里高尔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很不开心妹妹的音乐被如此嫌弃。他一瞬间好像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只虫子，忘我的爬向了妹妹的身边。原文写道，“他下定决心要走到妹妹面前，去拽拽她的裙子，向她表示请他带着小提琴到他的房间去，因为这没人会像他想做的那样对演奏予以回报，他不会再让她离开他的房间，至少，只要他还活着；他的可怕的样子将第一次对他有用处；他要同时守在房间的所有门口，被闯入的人吼叫……而他要告诉她，他已下定决心送他去音乐学院。”但格里高尔的出现把三个房东吓坏了，纷纷提出退租离开了。面对这个局面，父母和妹妹都陷入了沉默，房间里久久无言，但三人心中都已经开始酝酿着一个想法。片刻之后，竟然是妹妹首先开口了，原文写道，“‘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或许你们还看不清楚，可是我是看得很清楚了。在这怪物面前我不愿意说出我哥哥的名字，所以我只说：我们一定得设法弄走它……他必须离开。’妹妹喊了起来…如果他是格里高尔，他老早就会明白，人和这样一只动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的，它就会自动走掉；……但是像现在这样，这只动物追踪我们，赶走房客，显然是想霸占整套房子，让我们在巷子里过夜。”

虽然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虫子，但他仍然想要保护妹妹，攒钱送她去读医乐学院。但偏偏是这个他最疼爱的妹妹，却首先喊出了他必须离开这样的话，并且毫不留情的把它称为“怪物”、“动物”，而父母亲竟然也都对妹妹的话表示认可。格里高尔听到之后什么都没有想，也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的转身，慢慢的爬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仿佛是为了回应妹妹的愿望一样，家人们打开格里高尔的门时，他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格里高尔死了。而看着格里高尔的尸体，萨姆沙夫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妹妹看着尸体，说道，“你们看，他多瘦，他已有那么长时间什么也没吃了，放什么东西进去，拿出来的还是那些东西。”

接着三人就心情舒畅的一边去郊外散心，一边谈论着对未来展望。夫妇俩看着女儿已经长大了，想到可以为她找一个好丈夫家庭带来新的希望，夫妇两人默契的相视一笑。

看完的时候还是感觉非常震撼，有一种穿透内心的荒诞感和绝望感，而卡夫卡的小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从不会在文字中表达出自己对人物或者情节的态度和看法，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用最中立的词汇去转述一个又一个残酷的故事。而卡夫卡在《变形记》中也是这样做的，他用漫不经心的语气，毫不留情的把故事中看似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撕了个粉碎，暴露出了潜藏在底下的赤裸利益关系，似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只是为了生产利益而存在的工具，只要没了生产能力就会被无情的抛弃。

其实这样读是有些浅显的，了解下卡夫卡的人生经历就知道，卡夫卡其实想告诉我们更多的思想，在现代文学中，他是荒诞文学的开山鼻祖，在他的小说中，人物总是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难以解释的变故，除了《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突然变成一只虫子，还有他《审判》中的主角突然无理由的被捕、被起诉，《城堡》里的主角无论如何都到达不了城堡，这些都是典型的荒诞情节，但是如果一部小说通篇都是这样不合逻辑的荒诞，那么卡夫卡小说便并不能被称为荒诞文学，这也正是卡夫卡被称为大师的关键，荒诞文学的本质是用最荒诞的手法写最现实的作品。比方说，《变形记》中有很多不合逻辑的荒诞之处，人没有任何理由就变成了虫子，变成虫子后，故事里的人物好像也都并没有多么惊讶，也没有人去追究为什么会变成虫子，但我们看小说的时候，却又会被他描绘的情节所深切的感动，在小说荒诞的表皮下，隐藏着让人触目惊心的真实。人是不会变成虫的，但是人是有可能变得像虫一样失去工作能力，失去生活能力的，比如疾病、衰老等等。就像电影《我不是药神》里的台词，你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吗？就算你是天生异骨，真的无病无痛，但是你难道能逃得过时间的侵蚀吗？你也终将衰老，变成那个对家庭、对社会彻底无用的人，正如《变形记》中的那只虫子。也就是说，《变形记》中的故事是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一只脆弱无力的虫子，道德困境无时无刻都有人在经历着，而《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的家人们其实面临的也同样是这样的道德困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境？又是什么导致了格里高尔的家人们对他的态度变化呢?答案很明显，是生活的压力，是物质的匮乏，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养着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虫子。站在家人们的视角思考，似乎也真的很难完全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他们。他们固然有错，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毕竟，要把一只巨大而又丑陋的虫子当成是亲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站在格里高尔的视角思考，费尽心力为家人着想的他，更是没有任何可以被指摘的地方。

那么不禁要问，既然如此，那真正导致这个悲剧的究竟是谁？这里就需要引入卡夫卡的另外一个称号 —— 存在主义先驱。他在世时虽然还没有诞生存在主义这个词，但他的小说中却处处体现着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无意义的。换句话说，存在主义所说的荒诞，指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偶然，他们认为世界本质就是一种偶然，宇宙的出现是偶然的，地球的存在是偶然的。按照进化论所说，人类的诞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只是一种偶然。既然人的诞生是偶然的，那人就并非怀着什么目的或者意义才变成了人。不是上帝安排你变成了人，也不是上天注定你降生成人，你不是那个命中注定拯救世界的人，你也不是被谁选择的天才，你只是那么刚刚好偶然成为了人，然后毫无意义的活着，所以人生是无意义的，而造成《变形计》悲剧的就是这种无序的偶然性，或者说世界的荒诞性。

再看《变形记》的开头，“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硕大的虫子。”在这句话里，卡夫卡仅是用着最简单的词汇，最简单的组合方式，毫无感情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的陈述出了这个故事的核心。一个人就是这样毫无理由的就变成了虫子，仿佛只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一件日常就会发生的小事。从这个角度去想，才能理解到为什么说他让人胆战心惊，因为他毫不留情的揭开了这个世界潜藏的真相——荒诞。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就是可能突然的就变成“一只虫子”的，一个人就是可能昨天还说被车撞是最愚蠢的死法，然后今天就出车祸死了的。一个人就是可能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却什么也留不下，什么也带不走，最后稀里糊涂的就死了的，这不荒诞吗？

人为什么变成虫?不知道，没有理由。 人为什么要活着？不知道，没有理由。 人生为什么要有痛苦？不知道，没有理由。

你质问上帝，质问命运，为什么我总是遇到飞来横祸？为什么我总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金钱、爱人、名誉、地位，为什么不能幸福的过完我的一生？然而无论你再怎么质问，也不会有任何回应，因为这些通通都是没有理由的，只是一种偶然。在这个世界里，悲剧只是一种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稀松平常的事情，世界不会给你任何预兆，也不会给你任何补偿。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稍加观察总结，你会发现，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也不一定有恶报，但也千万不能因此认为自己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因为这个世界本就如此，从来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来审判一切罪人，也没有什么冥冥之中的天注定，一切的好事坏事都只是一种偶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变形记》中虫子的象征含义就变得更加广泛了，他不仅隐喻着无生产能力的人，也是在隐喻世界上所有你难以预料的事情，我们都有可能像格里高尔变成虫子一样，在某一天早晨毫无征兆的遭遇我们从未预想过的一切坏事。

网上很多网友喜欢把卡夫卡的语录奉为打工人文学、躺平文学鼻祖，但玩笑归玩笑，当真就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卡夫卡对这个世界的荒诞看得透彻，无论你是躺平还是内卷，奋斗还是摆烂，在卡夫卡的眼里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你怎么做，你都逃不出这个世界荒诞的本质，只要你还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你就只能被动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才为《变形记》安排了这样的剧情。格里高尔变成了大虫子可以视为一种把自己从人化作非人的方式来脱离荒诞的方法，而对格里高尔以及他背后的卡夫卡来说，这还并不足够，唯有死亡才是真正的解脱，唯有消灭自己的存在才是反抗这个荒诞世界的唯一方法。如同存在主义作家加缪所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我知道，这句话在传统的大部分国人来看，非常不吉利，也使得更多人不理解或者误解加缪这句话。实际上，加缪想说的是，我们的人生是否有足够的意义值得我们活下去呢？

对卡夫卡来说，这个答案或许是“否”，他很可能认为人生没有活下去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是卡夫卡一个人的人生课题，我们读了他的书，也不应把他的答案当做是标准答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自己的答案，所以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你的人生意义并不是上帝赋予你的，不是上天注定的，是你可以自由争取的，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中曾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最害怕的是，以为自己是那只特别的，清醒的又无可奈何的猪，到头来其实也只是埋头吃食的一员”，但罗曼罗兰也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当我们站在存在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罗曼罗兰这句话是尤为重要的。世界是荒诞的，是无理由的，是不合逻辑的，是不讲道理的，是充斥着偶然的，是充满焦虑和迷茫的。

如同《卡夫卡》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假如你也变成了一只虫子，假如你现在知道了世界的真相，你还能热爱这个世界吗？你还能热爱你的生活吗?你还能为自己的未来不断向前进吗？这个问题或许是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思考，我们可以相信永远向上的西西弗斯，看透生活的本质，却将生命延续下，只要存在，西西弗斯就是拥有幸福，我“活”着，我存在，这就是最大的意义，为做一名“清醒的现代人”而奋勇前行吧。

当我们谈起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时候，近代学术界有着很多观点，但其中最大一点不同在于“静”上。从几千年前柏拉图提出“迷狂说”开始到19世纪下半叶，非理性主义就开始在西方现代主义中占据统领位置，比如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和酒神精神、以及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西方千年来除了正统的理性思考去探索真理以外，还一直有着一条向着“迷狂”精神的追求向度存在，而中国东方追求真善美的“虚境”和西方的“迷狂说”也行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爱他们的自由和真，我们也爱我们的自由和真，西方提倡心物相对，会期待人们以突破自身的理性去感受外在的“神”的理性，西方也不了解我们为何要求“静”，要依赖“静”的力量，也不明白我们的“心物合一”，中国思想认为只有当自己心静的时候，也是见证真理和美的时候，所以中国人一直都在讲“静”。

儒家在著作《大学》之中写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有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儒家提倡修静也是一种人生观、真理观的途径，为获得“静”的境界之后，自己才会有所得，诸葛亮也提出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人只有舍得了安静，才会有精进，孔子在《论语》中也写道，“知者动，仁者静”，以动静结合来完成求仁求智的思想。

而道家的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清静可以为天下正”的致虚守静的观点，怎么达到静呢？老子解释为“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根”就是“道”，人只要回到“道”之中，就是“静”。庄子同样主张静，提倡人的二十六种欲望，“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而要达到这种虚静的状态，庄子认为需要通过“坐忘”和“心斋”的方式，“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也就是说，人首先要“若一志”，没有杂念，要将声音等符号都止于“心”，从而才能回到世界待物而起之前的虚静状态之中。因为只有“道”才能集聚得了虚静，而获得了这种虚静的人，就是心斋的状态，庄子还提到，“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内圣外王，动静结合，能保持这种安静无为而又能受人尊敬，保持如此朴素的人，也是天下最完美的人。

佛家同样看重“心静”的状态，佛学认为，人本性清净，因为被种种无明烦恼所障碍而无法彰显出来，从而产生了散乱、贪嗔痴、执着等等的烦恼。东方提倡摈除烦恼，而回归清净本心，唐代六祖惠能对禅的解释道，“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唐代玄奘撰写的《成唯实论》中记载，“云何为定？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智依为业”，光专注不散乱还不行，还需要有智慧所依为业，没有智慧的定，只能是一种偏执有障碍的定。禅定思想的种类大致有四禅八定，四禅也叫做“四静虑”，从定生喜乐、离生喜乐、离喜得乐，一直到舍念清净。在《显扬圣教论》中描述了四静虑，初静虑，对治的是贪嗔的寻、苦、忧及散乱五障，第三静虑，对治的是初静虑的贪、寻伺、苦、掉等等，即东方的“定”是一套极其复杂的、系统化的思想内容，是为追求一种东方特有的心物一体的无我思想，从凡夫的“心随境转”到“心不随境转”，最后达到“境随心转、一切唯心造”的“涅槃寂静”状态。

总之，中国儒释道三家都极其注重“静”的力量，不单单是儒释道学派的人会认为，人能通过“静”体悟“道”和“无我”的超脱感，更是说“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和生活价值。

魏晋时期，喜爱老庄思想的文人们将“清静”也视为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的态度；到了唐代，诗僧皎然的诗论《诗式》当中更是直接提到诗的辩体格式有十九，而第十八体就是“静”。这个诗中之静，“非如松风不动，林貁未鸣，乃谓意中之境”，提倡唐诗中也应该有“静”的感觉，不是提倡松风不动，林貁未鸣，不是说山林中的野兽不叫松树不动了就叫静。他说诗歌要有一种意中之静，一种抽象感觉上的境。比如杜甫写的“云野初弦月，香传小树花。”浮云慢慢的掩盖住了弦月，四周开始传来淡淡的花香，这也是意中之静，人的心只有静了，才会带来感受力的提升，才会闻到远方的花香，王维的“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王维仿佛在说，自己只有心静下来的时候，才会听到暮蝉，才会看见远方落日的余晖，和村口的孤烟，这就是心止之静的状态，“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人的心只有静下来，才会欣赏到桂花的落下和春山的空寂。

初唐王继在《野望》中也写道，“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这也是心静状态下的日常生活感受；苏轼在《送参寥师》中写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静。”心静才能了然周围一切的运动，也恰如“空”的境界，才能容纳世间万物的现象；中国美学大师朱光潜也曾提到，“中国人就有这样一种独特的“静趣”，我们中国人或许自古就没有西方那种迷狂的精神趣味，我们的高级趣味乃深藏在静之中”。朱光潜先生又写道，“所谓的‘感受’是被动的，感受这两个字的涵义也极其的广泛。眼见颜色，耳闻声音，是感受；见颜色而知其美，闻声音而知其和，也是感受。同一美颜，同一和声，各个人所见的美与和的程度又随天资境遇而又不同。比如路边有一棵松树，你看见它只觉得可以砍来造船，我见到它可以让人纳凉，旁人见到他，可以说它很适合入画，或者说他是高风亮节的象征。再比如，街上有一个乞丐，我只能见他蓬头垢面，觉得他很讨厌你见他便发慈悲心给他一个钱币，旁人见到他，也许会发下宏愿，要打翻社会制度。这几个人的反应不同，都是由于感受力有强有弱。”我们所见的事物，所见的美与趣味与否，也在于我们自身的感受力，“世间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固然由于其具有伟大的创造力，而他的感受力也分外比一般人强烈。比如诗人和美术家，你见不到的东西他能见到，你闻不到的东西他能闻到。而麻木不仁的人就不是这样，你就算请伯牙向他弹琴，他也只能联想到棉匠弹棉花。”、“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活动的人，也是最能领略的人。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领略趣味的能力固然一半来自天资，一半也来自修养，而大约在静中是比较容易出趣味的。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多半是因为心地很忙，不空所以不灵，而我所谓的静，便是指的心界的空灵，不是指物界的沉寂，物界是永远不会沉寂的，你的心境越加的空灵，你越不会觉得物界的沉寂。或者可以进一步说，你的心界愈空灵，你越不觉得物界的喧嚣。”

一行禅师曾说，“当我们的心喧嚣不安时，外在的平静也只是一种假象，但是当我们可以找到内在的空间和平静时，便能毫不费力的散发平静和喜悦”，如果我们一直把注意力摆在内心的喋喋不休上，如何能够享受自己的脚步呢？觉知我们的感受，而不只是我们在想什么，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双脚踩在土地上时，应该要能感觉到脚和土地的接触。当我们这么做时，便可以感受到能够行走这件事情是多么大的趣味和喜悦。从而当我们走路时，我们可以将身心都放入我们的步伐之中，完成专注于生命的每一个宝贵时刻。我们更需要的是静默，在静默之中，所有的思想止息、感受、清楚、呈现，透过寂静、深观、了解与慈悲，找到内在的空间、平静和喜悦，我们中国思想总是充满着这样一种朴素、反观内心和专注当下感受力的虚静之美，不管是诗歌、山水绘画还是哲学思想都是如此。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为了要贴近真理和美而陷入强力要突破自身、打破自身的那种“迷狂”的身心状态，而是懂得先返归内心，让自己的心先静下来，踏入虚静、静趣、静虑之中去感受真和美。

如今我们都身处东西方多元文化并存的后现代社会，太多的新潮，太多的体验，大多数人已经受不了安静，受不了平淡，所谓的当下日常对于我们而言是无聊无趣的，我们想去远方，想不断的体验更新更迷茫的经验和空间，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说，中国东方文化重视“静”的力量，重视虚静、静修、静虑、静趣，也给我们后现代生活提供了不一样的生活上的参考向度，远方就一定会满足自己的自由吗？新奇又不断消失的经验就一定会带给自己开心和愉悦吗？或许都不一定。

当我们无法忍受独处，无法忍受禁闭，无法忍受自己蜷缩在小空间和一尘不变的地方时，我们也可以有一种东方文化上的自觉，从我们的日常出发，从当下自身的领略和感受力出发，在静中获得新的趣味和更深的精神追求。如同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释迦牟尼在菩提树荫下静坐而证道的故事，你是知道的。古今许多伟大人物常能在仓皇扰乱中雍容应付事变，丝毫不觉得张皇，也就是因为能够镇静。现代生活忙碌，而青年人又多浮躁，你站在这潮流当中，自然也难免跟着旁人乱嚷。不过忙里偶然偷闲，闹中偶然觅静，于身于心，都有极大的裨益。你多在镜中领略些趣味，不光你自己受用，就是你的朋友们看你也快慰些。我生平不怕呆人笨人，也不怕聪明过度的人，只是对着那些没有趣味的人，要勉强同他说应酬话，真是觉得苦也。你对着有趣味的人，你也不必多谈话，只是默然相对，心领神会，便可觉得朋友之间的无上至乐。”

在看似苦闷的后现代时代下，还有一条中国东方独有的生活价值向度，从而获得内心上的安静与静默的观照能力，乃至精神向度上的滋养，以及最关键的，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无论身处哪里都能感受到生活趣味的人。

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西方出现了一场恐怖的运动，造成了无数的无辜女人被怀疑是“女巫”，被处以火刑，而这场恐怖运动也被称为“猎巫行动”，这场运动让我想到了孔飞力先生的那本《叫魂》，猎巫行动与叫魂案的过程上，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1766年，浙江省德清县东门外有一个石桥，这座桥历史非常悠久，始建于南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年久失修坍塌了。官府于是就招标修桥，来投标的有来自海宁、余杭很多地方的石匠，最后由技术非常过硬的仁和县石匠吴东明中标，其实这件事本来是很普通的竞争关系，却被临近的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

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一直非常好，而慈相寺门可罗雀。慈相寺的和尚为了争夺香火，就想到，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去往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的人都要遭殃，你们小心点吧。谣言很快传开，还越传越邪乎，最后被人添油加醋，说成了石匠吴东明会法术，他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桥梁基础。

到了三月，吴东明回家为本次工程筹粮，遇到同乡沈士良。沈士良是个农夫，他听说吴东明会做法，就来找吴东明帮个忙，帮个什么忙呢？他说，我这有一张符，上面写了一个人的名字，你帮我把符钉在你那个桥桩上。这样你往河里打桩子的时候，就一锤一锤砸到这张符上。每往符上打一下，符上那个人的魂魄就会震动，打多了就能把那个人的魂魄给震散掉。

吴石匠很好奇，就问这人是谁？你干嘛这么恨他呢？沈农夫说，这是我侄子，他一直虐待我，所以我想用这个法子诅咒侄子。吴石匠听完吓了一跳，不过他思想觉悟还是挺高，没按照农夫的要求做，反而跑到县太爷那里告发了这个农夫。县太爷接到报案了，立马将农夫抓起来，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定了个寻衅滋事罪，打他二十大板，案子就结了。

然而离奇的是，当时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也遭遇了类似的事件，想必是那个谣言传开了。过了几天，一个采药人找到郭廷秀，想诱使他将一个纸包子用木桩打入河里，然后再去官府诬告他是叫魂术士，好得到奖赏。但这个漏洞百出的计划被郭廷秀察觉，反而将采药人扭送官府。这两件事立刻在德清传开，很快又传到了杭州，越传越奇，人们以为传说中的叫魂妖术又出现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到了四月，也是一个德清人，叫计兆美，因为帮邻居料理丧事，多喝了几杯酒。回家晚了，他叔叔怀疑他在外面赌钱，就被打了一顿。他离家出走，四处流浪讨饭，走着走着就到了杭州，这个时候叫魂的谣言已经扩散开来。

计兆美一嘴的德清口音在杭州瞎逛，人们觉得这人是不是在叫魂？就把他扭送官府了，计兆美屈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来叫魂的，还把吴石匠也牵扯进来。好在钱塘江的赵县官脑子比较清楚，再度审问之下，计兆美这才说叫魂的事，都是自己害怕而瞎编的。

就在同时，浙江萧山县有巨成、净心、正一、超凡四位和尚在街上化缘，巨成和静心遇见一个识字的男孩，巨成一看这小孩不得了啊，还识字，就问他叫什么名字，并说，小朋友，我看你骨骼惊奇啊，长大了必有一番大作为，以后要是当大官，可别忘了我哦。巨成的本意，是想说点恭维话，讨好小孩的父母，看能不能给他们点吃的。谁知道小孩的父母认为这俩和尚问他孩子的名字，肯定是来叫魂的，于是就把他们扭送官府。无独有偶，在江苏苏州三名乞丐也被当地人认作叫魂者，被扭送官府。五月，浙江胥口有个叫净庄的和尚，为寺庙采购时，被当地人看作叫魂者。也扭送官府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但流言和恐慌传播起来速度也是极快的。很快类似的案件就从浙江蔓延到江苏、山东、湖北、安徽以及河南、河北，最后到了北京，总共涉及十来个省。

作案嫌疑人从和尚、乞丐到术士、农妇，可谓啥样的的人都有，并且以流动人员为主。而这类案件的作案手段也是千奇百怪，从打听陌生人的名字，到偷偷捡别人衣服、剪别人头发什么的都有。比如六月，山东读书人韩沛显招供自己曾经多次剪别人的辫子。七月，山东一个姓蔡的乞丐招供说，有人教他用迷药迷晕路人，在剪人辫子。八月，锦州一名72岁的张婆婆招供说，曾经两次见到过侍女的衣服。十月初，湖南一个叫觉性的和尚供称，说一个叫茂远的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妖术。最搞笑的是，陕西一位叫郭兴利的学童，因为贪玩，看街头耍把式，看到忘了上学，对他妈撒谎说被人剪了发，失了魂魄。当时地方官员没把这些案子当回事，但随着地方上同类案子越来越多，各省的地方大院只好向中央汇报，于是案子就到了乾隆皇帝那里。

一开始乾隆皇帝也没拿这些案子当回事，直到陆续有案子的作案手段是偷偷剪别人的头发，乾隆皇帝一下子觉得不对劲了，以当时的社会环境看，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大肆镇压和收买人心，到乾隆33年这个时候，汉人社会整体已经趋于安定，没有大规模动乱和战争，但这次距离清军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也不过百十来年。当年多尔衮强迫汉人剃发易服，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因此辫子就成为满清统治者和广大人民之间的一个敏感点。现在冒出这么多叫魂案，手段还是剪辫子。以乾隆那敏锐的鼻子，似乎闻到了阴谋的味道。你甭管叫魂他怎么荒唐，就算是谋财害命，也不过是普通的自然案件。但是你不能涉及头发，一旦给你剪头发挂上钩，那就可能唤醒汉人的痛苦记忆，就有可能动摇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统治合法性。

乾隆开始担心了，于是汉人是否真的踏踏实实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会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揭竿而起？二是满朝的文武大臣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唯命是从，到底有没有糊弄他呢？是不是隐瞒了很多基层真实情况，只报喜不报忧呢。特别是最初发生的叫魂案，都出生在浙江和江苏，要知道那可是反清复明的老根据地啊。而且，从各地陆续报上来的情况看，叫魂案件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频繁发生，各省同时发生同类性质的案件，难道全是偶然吗？是不是有敌对势力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煽动破坏，通过叫魂案来引起社会混乱，重新燃起汉人对异族镇压的仇恨怒火呢？如果没有人在背后统一发号施令，怎么全国会如此迅速的轰轰烈烈搞起来了。

叫魂案背后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默默的发挥着推动作用。一想到这，乾隆皇帝坐不住了，顿时龙颜大怒，朝堂震动，9月7日，乾隆给七省督抚发出上谕，严令各地彻查并抓捕偷剪别人辫子的“妖人”。于是，在民间恐惧加上官府捕风捉影的大力追查下，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冤案，很多倒霉的乞丐和游方和尚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甚至一命呜呼。就这样全国一圈查下来，结果是没有结果，为什么？因为案件本身实在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是民众在恐慌中的臆想。那些倒霉的乞丐和游方和尚就算被打死，也招不出什么大阴谋来，因为本来就没有。这样折腾了大半年，审来审去，大臣们发现一个证据充足的案子也没有。各省把查案的结果送到京城，大臣们看着这些被折磨的半死不活的倒霉蛋也不得要领。

这时候大家意识到所谓的“叫魂”根本不存在。但现在难题在于怎样说服皇帝停下来呢？毕竟皇帝在这个案子上投入了太多关注，表现出太明显的倾向了。他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在这种时候，仅仅用证据或者逻辑很难说服皇帝，甚至可能给自己招来灭门之祸，但再下去可能后果更加严重，这时有人站出来决定冒死劝说皇帝。

其中，刘罗锅他爹、68岁的军机大臣刘统勋发挥了很大作用，刘统勋在军机处任职多年，资历很深，而且为官清廉，敢于进言。虽然有时候乾隆不爱听他的话，但对他很信任，也很尊重。还有大学士傅恒，虽然心知肚明，但不好在皇帝面前直接戳破，他思来想去，决定先顺着毛捋，一边进一步提升中央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另一边要求地方上把涉案的嫌犯押解到京城，由军机大臣和皇帝当面直接会审，最后这些三教九流押到京城，大臣们一看就全明白了，这分明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且基本都遭到过明显的刑讯逼供，有的早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甚至京城会审的口供和地方报上来的卷宗前后矛盾，显然是地方官员为了揣摩圣意，强行制造出来的冤案。

刘统勋把军机处审理疑犯的审理纪要，事无巨细的一股脑塞给乾隆看。他暗中在这些报告里，刻意塞进了很多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案件细节。这样乾隆皇帝也看出其中不少问题。铺垫了一段时间之后，借着安排圣驾回京的机会。刘统勋拉上傅恒，跑到承德去面见皇帝，汇报工作。为什么要拉上傅恒呢？因为傅恒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也是皇帝最宠幸的大臣，皇帝怎么着也得给傅恒留点面子吧。两人给皇帝分析了一番叫魂案的审理收获，然后旁敲侧击的表达对这场案件的否定意见，苦口婆心的解释，这样下去弊大于利，要不还是尽早结案吧，乾隆听完两个人的解释，没有表态，但也没有激烈反对。

11月初，乾隆回到北京后，仍然以办案不力为由，继续惩戒了一批他看不顺眼的官员。但另一方面，他却不动声色的叫停了对“叫魂”案的追查。乾隆批示说，此案现在尽可毋庸查办。这句模棱两可的批示和他此前督办案件是严厉明确的批示，几乎是180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皇帝后悔了，当然大家是看破不说破了。于是各地在要的人贩都被迅速释放，官府也进行了各种善后工作，民间的恐慌情绪也慢慢缓解下来。最后闹腾了十来个月，缴获了大半个中国的叫魂闹剧就这么消停了。

后来在1810年和1876年，民间又两次出现“叫魂”恐慌。但有了乾隆年间的先例，官府就不再声张了，也没有展开全国大追查，整个事件就这么结束了。但有几个问题还是让人不解。

首先，为什么这些石匠、和尚、乞丐会被人看作叫魂者呢？因为古代是个熟人社会，特别是农村，外来的匠人、乞丐、游方僧人等等，很容易成为排外情绪的牺牲品。在传统眼光里，这部分人不符合儒教礼法，比如和尚不娶妻生子，与儒家孝道相违，乞丐居无定所，无所事事，他们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和尚、道士的宗教活动又很容易跟各种法术、巫术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对迷信世界已感到恐慌，就容易怀疑这些人。

这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乾隆时期相比以前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人口大幅增长。从美洲传过来的玉米、番薯等等新品种农作物，大大增加了粮食出产，供养了更多的人口。乾隆时期人口数字从1亿5000万左右增长到近3亿。但是身处这个过程中的人们对新农作物带来的增量是无感的。因为农作物增加了，人口也相应的增加了。此前人们生存机会小，只能饿死，现在是能活下来的，但生存竞争的压力一点没减少。

当时江浙地区的百姓的生活水平，在全国范围来讲算是比较富足的，但也必须勤奋劳作，精打细算才能维持，一旦遇上点天灾人祸，也可能沦为次品，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相互间的关系比较紧张。这些人祖祖辈辈生活劳作在自己的家乡，非常珍惜自己家园的安全和稳定。而当时中国其他的落后地区日子就差远了，贫困地区容易产生大量的流民，这些人在自己家乡的日子过不下去，就以各种形式向江浙地区流动。这些流民当中有一些游荡和尚、道士以及乞丐等等，他们无法融入到江浙地区的劳动生产环节中去，有时就会以所谓的妖术来混生活，这就更增加了当地居民对流民的排斥，本来生存压力已经很大了，还老有陌生人出现，这是一种潜在威胁。

因此，本来就对流民充满敌意的江浙居民，一听说有人在使用妖术叫魂呢，马上就形成一种群体意识，窃窃私语，思想传播，把矛头指向这些倒霉的边缘人。就这样，由流民导致的群体恐惧和对抗意识逐渐蔓延到全社会。老百姓在对待流民这个问题上，心里越来越敏感和脆弱，到最后，任何外乡人的稍微异常举动，都有可能被当成叫魂妖术，担心、恐惧的心理达到惊恐、躁狂、歇斯底里的程度，最后终于爆发出广泛的群体暴力对抗行为。

地方官员本来可以阻止这种谣言，消解人们的恐慌情绪，但似乎官僚阶层在放任恐慌的蔓延，因为当时的清朝政权已经建立一百多年了，天下逐渐太平，官场风气开始慢慢回到明末时期的老套路。没出大事的时候，官员尽量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妨碍自己升迁，一旦出了大事被朝廷关注，就要么推脱责任，要么争相邀功，上下左右互相欺骗，互相推委。

叫魂案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江浙一带的地方官员其实都没有把事情扩大的意思，他们大多简单就事论事，然后息事宁人。而且这种事本来也不大，作为知识阅历丰富的社会精英，官员很容易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诞和迷信，根本不屑一顾。而且事关敏感的辫子，谨慎的官员更加不会大肆张扬。但是，随着这类案件越来越多，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向上级汇报。结果消息传到中央，居然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上级不断要求加大查办力度的压力下，不少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峰的指示，开始大肆纵容甚至鼓励部下制造冤假错案，以显示自己忠于职守，政绩斐然。

而在当时的官僚体系的最高层，也就是乾隆皇帝身边的那几个军机大臣，他们既熟知地方上的官场套路，又比较了解乾隆的脾气个性，因此，在叫魂案的应对处理上，他们知道这样放任下去肯定不行，他们当然不相信叫魂这种小把戏，而且他们也不相信有所谓实力强大的反清势力，但消息既然已经传到皇帝那里，乾隆就已经把叫魂跟反派联系在一起了，他甚至已经开始直接指挥地方办案了，那该怎么办？他们只有一边表面上装出积极配合的样子，一边绞尽脑汁来想怎么规劝皇帝收手。当然了，要既收了手，还不能皇帝丢面子。那后来为什么乾隆皇帝突然改变此前严厉督办大发脾气的态度，决定停手呢？

其实乾隆也有自己的心思，他有接触中国底层社会的经验，对于汉人搞的那种官场文化套路也心知肚明。越是四海安宁、歌舞升平，他就越担心自己的臣子们沉浸于奢靡生活、为官自保的套路，他害怕自己在一片唯唯诺诺中被蒙骗、被架空。正好现在四处蔓延的叫魂案给他提供了一个整肃朝纲的好机会。现在他有充足的理由去斥责乃至罢免他不喜欢的官员，从而震慑朝廷上下，强化个人权威。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乾隆连续发出批示，指责下面的官员办案不力，先是以玩忽职守的罪名查办了两江总督，然后又办了江苏、安徽、浙江、潜江等地的巡抚，有一大批县官被革职。当时最令乾隆看不顺眼的是山西巡抚苏尔德，乾隆认为他长期在江南当官，沾染了太多汉人奢靡腐败的坏毛病，又在查案中拖延，于是一怒之下把他贬官，发配到新疆去，最后借着朝廷中枢军机大臣的劝解就坡下驴把整个事件收尾。这样，民心安抚了，官僚队伍也整治了，但这次事件也给社会造成巨大影响。

其实，我们也从叫魂案上看到，虽然社会资源总量在大幅度增加，但人们有没有适应这个新社会也是个问题，不适应就会表现的激动、不安甚至狂躁，但这个问题短时间内也没有很好的解法，只能靠时间去慢慢适应。对乾隆时期的人们来说，他们要适应的是一个几亿人的社会，而以前人口可从来没有超过一亿，而叫魂正是这种痛苦适应过程的一部分。孔飞力教授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更是将乾隆时期的中国社会描述为一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在他看来，这种社会“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Lester 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孔飞力教授认为，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是“受困扰社会”和“零和社会”的微妙结合。如有些学者认为那样，由于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相较西方式的“随着发展，一部分人会受益，而没有人会被损害”，民众则更强烈地相信，“随着发展，所有人都会受益，没有人会被损害，而一切问题都会被解决”。那么，显而易见地，在这一信念破灭之前，当有人被损害的时候，只要这个人不是自己，民众就倾向于将这个人非人化。

当然，叫魂案所能讲述的更多是无法言说的一种疯狂，统治者、官员、民众三者之间互相交织出一副恐怖的大网，在叫魂案中，统治者的思想在于忌惮背后的政治隐患，维护自己的稳固统治和社会秩序；官员为求升迁、自保大肆搜查；而民众呢？在无法享受权利的社会中，民众们仿佛被赋予了一种权利的假象，进而陷入到清剿异己的快感之中，这种三方大网释放的恐怖力量又怎么能够被阻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叫魂案的悲剧一旦发生，也将会更加恐怖。

最后，我想引用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的结束语作为本文的结语：

公元1661年，清朝顺治十八年，在今天的南京市三山街，十八名江南士人因为扰乱人心的罪名即将被斩首示众，而其中为首的一人名叫金圣叹，是当时的文坛奇才。关于这场斩首，后世流传了两个著名的小故事，其中一个是说金圣叹在监狱中被斩首之前，叫来狱卒说有要事相告。狱卒以为金圣叹会透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便拿来笔墨伺候。谁知金圣叹指着狱卒给的饭菜说，“花生米和豆干同嚼，大有核桃汁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为此，我还专门尝试过花生米和豆干一起咀嚼什么味道，但感觉有股肉味，不知道是不是此豆干非彼豆干导致，这也确实不得而知了。

另一个故事则是，金圣叹有两个儿子，一唤“莲子”，一唤“梨儿”，行刑前，俩儿子来到刑场与父亲诀别，两个儿子见与父亲马上天人永别，不禁泪如雨下，金圣叹为了安慰儿子，便说道，“哭有何用，为父给你们出一个上联，你们来对一下。上联叫做“莲子心中苦””，但两个儿子伤心至极，全无心思对联。金圣叹思索片刻，便自问自答道，下联是“梨儿腹内酸”，用莲子来对应的“怜子”，梨儿对应“离儿”，巧妙地说出了诀别时的内心酸楚。而当刽子手手起刀落之后，从金圣叹的耳朵里滚出两个纸团，刽子手疑惑的打开一看，发现一个是“好”字，一个是“疼”字。

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已经很难考证了，也有可能是后人为了丰富金圣叹个人特色而自行编纂的。但是从能查询的史料中可以发现，金圣叹绝对算是明末清初的一代奇才、狂才和怪才，他精通儒释道三家，是文学批评领域的先驱者，当然，他还有另一个著名称号 —— 宋江的头号小黑子。

金圣叹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引发过很多争议，而且关于他的争论一直也绵延至今，比如胡适先生认为他是“大怪杰”，有眼光，有胆色，林语堂称他为“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鲁迅先生却称他只不过是“拾人唾余、徒有虚名”，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文学的搬运工。而我是读了金评水浒后再去了解的金圣叹，金圣叹倒是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的一本书 —— 冯骥才的短篇小说《俗世奇人》，我真心觉得这书名用来称呼金圣叹太贴切了，确实是一个不世出的俗世奇人。

当我们想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去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金圣叹刚出生的时候，明朝万历皇帝就已经在后宫躺平了21年，大明朝早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前夕，当他18岁的时候，他经历了天启大爆炸，看到了东林党的崛起，也目睹了一代权阉魏忠贤的倒台，成年之后的金圣叹并没有选择一条常规的科举出仕道路，他考取了秀才之后，反而走上了法师的道路，他自称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弟子的转世化身，专门去做一些扶乩降灵的事情。金圣叹还自称收纳了三十多个已经去世的女子为冥间弟子，能够通神灵、知宿因。搞笑的是，金圣叹从一开始就走的是上层路线，他凭着自己这一身阴间本事，成功打入了当时的文化圈，像钱谦益、姚希孟、叶绍袁、戴汝义这些东林党士大夫都曾邀请他到家中扶乩。

金圣叹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在做法的过程中，还会写下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不仅能够和神灵通话，还能够能说会写，比如当时金圣叹曾去钱谦益家里扶乩，钱谦益感激金圣叹并拿出银两报酬，但金圣叹表示，谈钱太俗了，不如让钱谦益就此情此景即兴赋诗一首，让经典永流传，岂不妙哉？钱谦益虽然人品不咋地，但他是当时的士林领袖，腹中墨水很足，当即就写下十首诗，也就是《仙坛倡和诗十首》，又因钱谦益当时在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写的诗句自然很快就让当时的文坛都知道了金圣叹这个人，由此可见，金圣叹并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隐士，他的内心是渴望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只不过借助钱谦益的声望，宣扬的并不是自己隐藏的才华，而是扶乩，真是有些荒诞。

从金圣叹早年参加科考的经历就可以看到，他的确是无心功名，第一年参加乡试的时候，他便崭露头角，当时的考试题目名是《西子来矣》，但金圣叹全文就写了32个字，“开东城也，西子不来。开南城也，西子不来。开西城也，西子来矣。吾乃喜见此美人矣。”监考官看完之后，立即把他从西城赶走，并取消了他几年的考试资格。几年后，他再次参加考试，这次的作文题目是《如此则安之动心否乎》，金圣叹再次“正常”发挥，秀出了自己的基本操作。他写道，“金万两、有美一人，夫子动心乎？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他写了39个动字，因为孟子说过，“四十不动心”，而金圣叹通过自己两次的作死，上了科举的黑名单，再也进不了贡院的大门了。因此，很多人借此来推崇金圣叹的反叛精神，我们不能否认他确实把考场当成游乐园一样，但是也能看到他想通过这些带有表演性质的吸引舆论的关注的举动，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捷径。

但金圣叹确实是一个有才而自负的人，他曾说“自古迄今，只我一人是大才，只我一人独沉屈。”那么，金圣叹到底是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呢？这要提到他的作品了，金圣叹一生主要的成就是在于文学批评领域，胡适读完也称赞他为文学批评史的第一人，他主要点评的作品有《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和《西厢记》，其中最有名的是《水浒传》和《西厢记》，这六本书也被统称为“六才子书”。推崇者认为，如果你没有读过金评水浒，就等于没有读过《水浒传》，而且金评水浒绝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特色的点评之一，但由此而招致的一些赞誉、诋毁也可谓是铺天盖地，对于其功过是非的争论丝毫不亚于高鹗续写的《红楼梦》。

究竟他做了什么事情会引起如此强烈的讨论呢？因为金圣叹把原作者小说的结局给改了，别人点评最多只是抒发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而金圣叹因为不满小说里面梁山好汉被招安的故事，直接对原书进行了腰斩，只保留了前七十回，而且在评点过程中，经常会对原文进行暗改，把自己的文案填凑上去。比如原书中第71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直接改成了《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以卢俊义做噩梦作为全书的结尾，他自称是根据古本的《水浒传》做出的改编。

插句题外话，关于水浒传是何人所写，其实在史学界一直都有争议，有人认为明朝嘉靖时期小说的作者并不会在卷首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所以施耐庵只是作者的笔名或者是假借之名。除此之外，不少学者指出，水浒传中出现的许多地名都是明朝以后出现的，所以活跃在元末的施耐庵不可能知道这些地名。现存的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者两人皆有。而金圣叹认为，水浒传的前半部分是施耐庵所著，后半部分是罗贯中所写，由于金圣叹点评的过于成功，乃至于在清朝初年间流传最广的版本就是金评版水浒。不过仍有好事者不满于这个结局，毕竟以前是有过全本《水浒传》的，有些人也知道水浒故事在排座次后是有下文的，于是就把一百十五回本的六十七回至结尾裁出来，史称《后水浒》，又名《荡平四大寇传》，附在七十回本之后发行。而当我们读金评水浒的时候，我个人会感觉到非常明显的金氏风格。他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也从不掩饰自己对角色的好恶。金圣叹曾经说过，水浒里面描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各自的气质、形状，声口，一百单八将各有各的妙处。同样是写人物粗鲁的性格，李逵的粗鲁是莽撞，史进的粗鲁是少年心气，鲁达的粗鲁是性子急，武松的粗鲁是不受约束，而阮小七的粗鲁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的粗鲁是气质不好。

金圣叹又把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分了几个档次，有上上、上中、中上、中下和下下，其中属于人上人的有这几位，武松、鲁达、林冲、吴用、花荣、阮小七、杨志和关胜。这里面的上上人物并不是说他们是完美的，而是说他们的角色刻画的很好，而属于人下人的只有两位，一位是鼓上蚤时迁。因为时迁不仅是一个小偷，他还做过一些盗墓的勾当，对于古人来说，盗墓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另外一位就是梁山好汉的带头大哥呼保义宋江，除了分级之外，金圣叹还在水浒中点评了天人、阔人、毒人、正人、良人等等，武松，天人也。其中说到，“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至于金圣叹是多么的讨厌宋江，除了直接腰斩了水浒之外，他还在第二十五回总论中大骂特骂，将宋公明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其实宋江这个人物本身确实有很明显的优缺点，我们也可以看出金圣叹在点评时候的一些恣意形态，在晚明的金戈铁马声中，他自己一人独坐屋内研墨，看到李逵杀人，大笔一挥“杀的好”；看见作者妙笔，也会击节赞叹痛快的写上“妙笔”、“写得好”、“奇句”，他在水浒的江湖里指点江山，最后以笔为刀将水浒拦腰砍断，还不忘痛骂一句，“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在回批和夹批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满天飞的才华，足见他对《水浒》这本书的热爱。

虽然说没读过金评水浒就等于没读过水浒这句话可能会有一些夸张，但是金圣叹对水浒传的结构和叙事在点评中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且能够帮你很好的去理解这一部名著，对于后世的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其中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人物性格论”。金圣叹认为小说叙事目的就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只有很好的刻画出人物性格，才能够牢牢的吸引读者，这也是他喜欢水浒的原因之一。明清以前的话本小说，人物大部分都只是推动情节的工具人，而人物如果站不起来，情节就是再繁复曲折，也只是美学品位不高的一些情节戏。古今中外没有一部堪称杰作的小说，不是因为写出了有性格鲜明的人物而获得成功的，这一点我认为对《红楼梦》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对于金评水浒也不只是赞美，除了鲁迅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谈金圣叹》外，教员也曾经说过，《水浒传》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知道了投降派。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不真实。鲁迅先生则认为金圣叹有封建社会的局限性，认为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而金圣叹的局限性以及他随机而来的人生悲剧，在于他所处的时代。金圣叹的个性很多都是学的前辈李贽，李贽也是曾经在教科书上一闪而过的人，同样也是一个的奇人、狂人。

朱光潜说，“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入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金圣叹临死前都不忘调侃狱卒的幽默感在这个时代往往被理解成骨气和勇气，这有多少人看到了他骨子里的沉痛呢？在金圣叹37岁的时候，大明朝灭亡了，有人投入了南明朝廷，有人投入了河流，还有人立马剃头献上投名状。而金圣叹是矛盾的，他在明朝的时候除了名气之外一无所有，其中一半还是骂名，他对于战争的残暴和清朝统治者也缺乏好感。中年之后的他，更像那个时代一个飘摇的普通人，如果他早生一百年，或者可以在晚明的余晖中潇洒走完一生，实现自己点评“十才子书”的愿望。

金圣叹没有顾炎武那种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勇气，在他死的前一年，朋友从北京给他带来一个消息，顺治皇帝读他的文章，评价金圣叹的文章“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此时53岁的金圣叹听此，顿时失态，向北望空而拜，叩头谢恩。很多人认为他这是丧失民族气节的表现，但是金圣叹一生自负圣人的叹息，却缺少理解他的知音，而当遇到顺治帝这位知音之后，心中的激动难以自抑，不过这样的失态也反映出了他的真实。

金圣叹的人生结局也充满了黑色幽默气息，顺治十八年的时候，欣赏他的顺治皇帝驾崩了，而他的死和顺治皇帝也有一定的关系。顺治驾崩后，苏州府衙设灵祭拜，当时的苏州是贪官当道，百姓苦不堪言。以金圣叹为首的几位秀才非常同情农民的遭遇，因此借着祭拜顺治帝的名义，到哭灵的地方控诉贪官。当时，江南人心未定，巡抚朱国治震怒，以叛逆罪逮捕了11名主犯，这就是“江南三大案”之一的“哭庙案”。其实，第一批逮捕的名单中并没有金圣叹，但是因为声援被捕的秀才，金圣叹又撰写了一篇杂文，最终被捕入狱，本来只是一场和平请愿的运动，却最后被贪官定为了谋反。而且因为金圣叹名气太大，直接被定位成了首犯，他追逐一生的名气，最后却成为送他离开的断头刀。

当时苏州就有民谣唱道，“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关于这场冤案，有书中曾经有这么一个解释，金圣叹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个梦，梦里有高人解释道，你什么诗都可以批解，但切记你不要去批解《古诗十九首》。金圣叹一生引以为戒，但是后来有一场醉酒中，他纵谈《青青河畔草》，未能够成功守戒，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针对这种解释，早年能够扶乩降神的金法师若死后有之，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

李梦霁在《允许一切发生》里说，“人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我们在其间闯荡，不问前程。只为体验，只为成长，只为尽兴一场”。年轻的时候金圣叹曾经在科场上肆意妄为，在扶乩降灵的时候上接天听，下达地府，在才子佳人、草莽英雄的故事里嬉笑怒骂，可最终却敌不过生活的玩笑。在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时，这位曾意气风发的批评家描述了人生短暂使他感到无可奈何的绝望，他在序言中写道，“自古迄今，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赞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

金圣叹行刑的这一天，据《辛丑记闻》记载，“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旌，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尔炮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毙死。披甲者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从短短的几十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血腥和残酷，但如此混乱又血腥的场景中，不知道又有谁能够看见血泊中“好疼”的字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