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1 月末，一艘帆船正由广西涠洲岛开向斜阳岛。寒潮袭来，风雨飘摇，视线范围内的海面上只有这么一艘船。浪不时打上来，科学家陈默已习惯了船上的颠簸。他微微闭上眼睛，斜靠在甲板上。

“大家看！前方 2 点钟方向！”船长阿吉转动舵盘并喊道。陈默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搜寻着不远处熟悉的踪影：布氏鲸。

陈默是广西科学院副研究员，这是他与团队“追鲸”的第九年。若是把时间拉回 2016 年，不必说游客，连科研工作者也无法确认在这片海域存在着鲸群。如今，布氏鲸已成为涠洲岛的文化名片。要了解布氏鲸在中国的来龙去脉，陈默是不可能被绕开的名字。

陈默正在办公室，介绍在中国分布的鲸类的特点和区别。

与以往的科研考察不同，陈默之所以出现在这艘帆船上，是因为一项名为“寻声大航海”的综合性声音艺术项目。由鲸鱼马戏团和 52Hz 声音馆发起，艺术家、导演、录音师、鼓手、船长、水手、科学家组队驾驶帆船，项目第一站选址涠洲岛。在为期二十余天的出海旅程中，他们要找寻布氏鲸的踪迹，并采集它鲜少被记录到的声音。陈默是这趟航程的学术顾问。

“陈哥，这边有鲸鱼！”从 2016 年 3 月接到斜阳岛岛民杨承腾的一通电话开始，陈默与布氏鲸的故事展开。他以为这是又一次鲸鱼搁浅——自 90 年代起，涠洲岛附近北部湾海域有过数次鲸鱼搁浅记录。忙完手头工作，陈默与工作伙伴赶去涠洲岛出海，但并没有发现鲸鱼的踪迹。

后来，根据渔民拍摄的视频，陈默初步判断他们所看到的是布氏鲸——这是一种中型体型须鲸，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水域。它的身体细长，成年的体长可达 12 米 - 14 米（涠洲岛的布氏鲸体长基本为 12 米），其头部较尖，体背通常呈现灰褐色至深灰色，较高的背鳍是个体识别的重要部位。不同于齿鲸，须鲸没有坚硬的牙齿，其口部有许多筛板，用于过滤和进食如小型鱼虾、浮游生物等，并利用鲸须将海水排出。

陈默办公桌上的书《中国鲸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涠洲岛海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的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017 年开始，广西科学院、中科院水生所和北部湾大学组成的广西北部湾海洋哺乳动物研究组，并由陈默牵头“布氏鲸基线调查行动”，另两位科研负责人则专注于中华白海豚和鸟类研究。团队于 2018 年启动系统研究，第一件事是向当地渔民展开调研。不少渔民说，他们在涠洲岛出海至斜阳岛南侧 9 海里处经常看见鲸类捕食。“尤其是年纪大的渔民，有 95 岁的渔民说从小跟着大人打渔时就见过这种动物，只是不知道这叫布氏鲸。这表明布氏鲸并非近年才出现，而是长期存在，但没有被人们所知晓。”

2018 年 4 月 4 日是个风平浪静的出海日，但对于陈默却一生难忘。关闭船部引擎，一阵拍击水面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调转船头，一条大约十一、二米长的布氏鲸浮出水面——好像梦中的景象。“头顶喷出一蓬水柱，然后拱起后背，镰刀一样的背鳍和尾鳍划破海面带起一片浪花，旋即消失在金灿灿的海面之下。”他在文章里如是记录。

为这一刻，陈默和团队等了三年。大型鲸类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已经绝迹。此后，经过连续考察与监测，证实这片水域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布氏鲸群体。这一发现无疑对于我国的鲸类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涠洲岛海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的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陈默在涠洲岛的海边。

“在家门口可以看到它们是幸运的，在家门口能研究并保护它们是更幸运的。”作为广西本地人，陈默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生的召唤。

涠洲岛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以往，人们前往涠洲岛，是为了观览此处形态新奇的火山景观与海蚀地貌。近几年来，随着官方媒体与社交平台上关于布氏鲸的视频数次登上热搜，“出海观鲸”一跃成为涠洲岛旅游的热点项目，进入大众视野。

一般认为，布氏鲸存在近岸型布氏鲸（Balaenoptera edeni edeni）和远海型布氏鲸（B.e.brydei）两个亚种，涠洲岛海域的是近岸型布氏鲸。此处海域有着丰富的鱼群，此外，还有几十公顷人工保育的珊瑚礁，吸引布氏鲸前来捕食、栖息、繁衍。每年 12 月至次年 4 月是布氏鲸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在天气暖和、风平浪静的日子最适宜寻鲸。空中盘旋聚集的海鸥群是最显著的信号——每当布氏鲸出水换气时，海鸥会立刻蜂拥而上，试图从鱼群中“捡漏”。

出海前一天，陈默在他位于涠洲岛上的一间办公室向我们展示了团队数年来的科研考察视频：灰黑色的“小山”在海面起伏，有时喷出 2 - 3 米高的水柱，一张大嘴缓缓伸出水面，无数条小鱼在其中跳跃，引来成群的海鸥扑闪着翅膀相随。

陈默办公室的一个角落

几张中国鲸类科普海报贴在大办公桌旁的白板上：大如长须鲸北方亚种、抹香鲸，小如灰海豚、长江江豚……墙上钉着团队首次发现布氏鲸后发表的论文：《Occurrence of Bryde's Whales, in the northern Beibu Gulf, China》。在办公室右侧的木桌上，一个盒子里收藏了形形色色的贝壳，旁边立着一幅朋友到涠洲岛观鲸后送给陈默的画。画面上，夕阳将天空与海洋染成了金橙色，云霞之下，几头布氏鲸探出水面，张着大嘴，周围海鸟环绕，远处的船上有几个观鲸的人。

把时间倒转二十余年，陈默对鲸豚类生物的兴趣在他读高中至大学期间便已显现。那是 BBS 论坛空前活跃的年代，陈默积极投入于“白鱀豚保护”和“绿网”两大论坛，与素不相识的网友热烈讨论如何参与白鱀豚保护行动。

白鱀豚（Lipotes vexillifer）是我国特有的淡水豚类，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白鱀豚的数量呈断崖式下降。“当时，位于武汉的中科院长江水生所养了两头白鱀豚，最著名的一只叫‘淇淇’。大家在 BBS 里都很关心如何调查、救助白鳍豚，还一起发起了在武汉的募捐活动。”陈默回忆道。他还创建了保护白鱀豚的 QQ 群。

2002 年，“淇淇”的生命抵达终点；2004 年，人类最后一次野外目击到白鱀豚；2007 年，白鱀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出于对零星个体残存的可能性的考虑，官方仍将其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随着新的媒介平台兴起，BBS 论坛隐没于历史，这段普通人参与海洋生态与物种保护的故事亦成为一段尘封的记忆。“直到 2015 年，我在北京的一个冬令营活动上和几位朋友交流，意外发现彼此都曾是绿网和白鱀豚论坛的成员。这次相遇也让我感到，许多热爱海洋的人们都在这个领域默默奉献。”

在本科阶段，陈默选择了环境科学专业，并在出国读研阶段专注于物理海洋方向，致力于海洋模型的研究和海洋观测。“我喜欢动手和机械方面的工作，因此海洋观测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经常参与调试各种仪器，思考如何改进和应用这些仪器。”

然而，留学毕业回国后，陈默意识到国内的研究环境与国外大不相同，要继续进行海洋观测，需要船只、设备以及巨额资金支持。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陈默决定暂时不继续深造，而是先在国内工作两年，观察未来发展方向。

我们第一次见到陈默时，他正在办公室对面的多功能厅，为十几个冬令营孩子绘声绘色地讲授海洋知识。“大家看，这里有三头鲸，它们到处游，把鱼赶到一起，然后张开嘴。这只在中间张开嘴，那只从侧面游过去，它这一次吃不到，下次可能就轮到它吃了。我们这些年收集到各种各样的视频和声音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些鲸鱼在水下相互之间会交流怎么捕食。” 

“即使不能成为科学家，我也可以成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十年前，陈默将重心转向海洋科普，意外解锁了他另一处长久的热情与召唤。

在南宁长大的陈默首先联系了自己的小学班主任，尝试以班级为单位，为小学生讲授海洋知识。授课效果出奇地好，随后，南宁许多学校纷纷邀请他去讲课。“全球对海洋教育非常重视，但在国内关注的人却很少。经过在中小学分享，我发现人们对海洋知识的渴望很大，但获取途径有限。所以我决定先在广西开展海洋教育工作，再逐步发展。”

陈默怀抱一些鲸鱼模型玩偶。

在美国，几乎所有研究单位都有专门的科普部门，而我国在海洋科普方面做得尚不充分。陈默提议成立科学教育与传播中心，得到了广西科学院的支持。他的海洋科普和教育事业正式起步。由于有国外经历，陈默与海外从事海洋教育的人建立了联系，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等地。2015 年，他参与成立了亚洲海洋教育者协会，进一步推动亚洲地区的海洋教育工作，其团队长期与全球的海洋教育科学家和实践者交流分享经验。

陈默是一个注重长期发展的人，不急功近利，愿意耐下心来持续不断地推进一项事业。在做海洋科普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广西省内一个研究中华白海豚的团队，相互交流后发现团队强于科研，而在公众普及方面有所欠缺。于是，陈默开始协助进行中华白海豚的科普宣传事务，直到2018年看见布氏鲸跃出水面。

最近几年，陈默每年在岛上近 100 天，12 至 4 月的旺季则保证一半以上时间出海，淡季保证每月 3 次出海，总共出海超过 200 次，累计拍摄布氏鲸图片和视频资料超过 6TB。其研究组致力于通过个体识别、行为记录、健康状况评估和海洋环境监测等研究手段了解布氏鲸，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布氏鲸最活跃的时段分别是清晨和傍晚。对陈默来说，最理想的是在天还未亮时出发，早上 5 点准时启程，抵达布氏鲸常出没的海域。“天蒙蒙亮的时候，可以观测到它们的捕食和活动异常活跃。中午 10 点半之后通常是它们休息的时间，捕食行为相对减少，观察时间也变短。天气特别好时，布氏鲸会在海面上静止不动。这时使用无人机跟踪它们，有时能持续一个小时。不过在风浪大的时候很难看清它们的踪迹。”烈日的灼烧、大浪中的眩晕都没有使陈默退却过。为了能够全天候观测，他经常直到天黑 6 点后才回岛上，许多人无法忍受这种规律，更多是早上出去后不久就返回，中午稍作休息，下午 3 点再出发。

在涠洲岛海域出现的布氏鲸

目前，研究组通过个体识别技术已经在涠洲岛海域记录了超过 60 头布氏鲸。布氏鲸的命名方式基于其个体特征的数字编号，而其中几只则有名字，“第一只是我们在斜阳岛里面发现，于是命名为‘斜阳里’；“第二只因受伤严重已经死亡了，我们推测它小时候可能被渔网缠绕导致上颚畸形。我们称其为“monster（怪物）”，它身长 13 米，估计年龄比较大。当地岛民都说看到这只鲸鱼已经有好几年了，由于它的伤痕明显，可以轻易辨认出来；第三只因上颚部位受伤弯曲，我们称其为‘翘嘴’。这只鲸鱼称得上是海上的明星了，它一出现，大家都会兴奋地喊‘翘嘴来了，翘嘴来了！’”

2019 年春天，有两位新成员加入了陈默的研究组：著名自然纪录片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和徐健，“他们寻找中国鲸类也将近有 20 年。我们决定合作拍摄一部关于布氏鲸的纪录片。”于是，野外考察研究和影像记录同步进行：纪录片团队负责水面和水下鲸鱼视频的拍摄，科研团队负责发现位置、行为等数据，并拍照用于个体识别和健康状况检测，偶尔甚至要收集布氏鲸的粪便。“我们会拿回去做各种实验。比如，可以从它的粪便里获得 DNA 片段，了解它吃什么，还能得到各种健康指标。”在冬令营现场，陈默跟小朋友们说。

正确观鲸科普与倡议是陈默工作的另一大重心。布氏鲸成为热点后，经营者们逐利而来，资质未受专业认证，观鲸活动混乱无序。“鲸鱼一出现，十几艘快艇开足马力冲向鲸鱼。”“观鲸船把布氏鲸团团围住，给游客和鲸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观察者如是记录。在开展布氏鲸研究之余，陈默所在的广西科学院和中科院水生所团队经常举办公共活动，参考国际经验，向从业人员和游客普及科学观鲸知识，在出海天气、噪音控制、船速、距离等方面制定公约规范。

涠洲岛的一处码头

2018 年 7 月，北海市颁布了涠洲岛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在涠洲岛和斜阳岛周围 6 公里范围内禁止商业捕捞。这一规定主要针对大型船只，渔民的捕捞活动并不在此范围内。然而，据陈默观察，规定并未得到有效执行，甚至存在电鱼、炸鱼等非法捕捞方式。“因此，我认为将观鲸发展成涠洲岛和北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也许可以促使管理机构加强执法。如果观鲸产业能吸引关注并为当地带来收益，政府不会容许破坏。”

不过，在流量经济的大背景下，“科学观鲸”仍面临困境。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涠洲岛”，大量结果指向经营者或游客发布的观鲸影像。遇见海中的庞然之物给人以浪漫和惊奇感，“大家都想拍到近距离的照片，都得往前冲，而鲸鱼又游得很浅，很容易被伤到。如果不规范的观鲸活动越来越多，对鲸鱼显然有负面影响。”李星宇对此颇为担忧。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是影响布氏鲸栖息地选择的最大干扰因素，容易导致其“回避、逃离和深潜”。此外，亦造成海域水质变差问题。观鲸的内核本因是海洋生态教育，公众看见布氏鲸的存在，进而真切地生发海洋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意识，而奇观驱动的旅游却与之背道而驰。

关于布氏鲸的资料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细分到音频则更少——原因部分在于，布氏鲸主要在温带与亚热带活动，而其中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研究能力有限。我国的声学专家主要研究江豚，对布氏鲸的兴趣较小。航行前，李星宇只在网上搜到一段 19 秒的布氏鲸音频信息。“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海洋生物物种正在不断消失，海洋生态也在不断恶化。等项目完成后，很多东西我们可能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了。”李星宇找到陈默，邀请他一同参与“寻声大航海”。

“寻声大航海”的发起人李星宇（图片提供：鲸鱼马戏团）

登上“海帆五号”，这其实是陈默第一次与艺术家展开合作。“除了日常航行，我们项目很重要的目的也在于自然声音采样，并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鲸鱼马戏团主创李星宇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声学工程师，“水下的声音环境是极其恶劣的。潜水的人都知道水下快艇的声音极吵，跟飞机起飞差不多。这是因为声音在水里的传输速度比陆地上快 3 到 4 倍，传播距离又很远，更不必谈大船的噪音。因此我们选择了无动力船只作为驱动方式，”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海洋生物的干扰，他召集团队伙伴专门学习了帆船驾驶。

“寻声大航海”团队成员的创作与声学背景为陈默提供了不少启发。“我主要从事生态学和环境研究，声学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但我对声学非常感兴趣，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环境。”以往，科学家主要依靠图像识别研究背鳍信息，对陈默来说，声学只是一种寻找鲸类存在与否的工具。“我们使用声学设备寻找其他生物，通过听到声音来确定它们的存在。在进行调研时，我们会在船后拖着声学设备，然后回来分析数据。之前没有太多研究人员与我讨论相关话题，对于声学方法能否在我的研究中起作用，我一直存在困惑。”

“科学设备的频率宽度不错，更适合记录高频段声音；我们的设备在低频表现比较好，并且可以做到可以实时监听，这一优势帮了很大的忙。”艺术家李星宇和资深录音师李马科经常与陈默探讨声音数据的分析思路。“他们对声音更敏感，听到了更多的信息，也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假设，并进行了数据处理。其中不少是我们曾考虑过但不知道如何实施的。”陈默告诉我们。

海帆五号，为了这次航行，李星宇和团队成员都专门学习了帆船驾驶。（图片提供：鲸鱼马戏团）

“寻声大航海”最终实时记录了大约 180 个影像和 700 多个声音信号。在群岛书店的分享会上，李星宇播放了他们所采集到的其中一种类似牛蛙鸣叫的声音，与大众模糊认知中空灵悠扬的“鲸歌天籁”有很大区别（后者主要来自广泛传播的座头鲸）。当团队去除噪声，将这一声谱图与文献中上世纪佛罗里达一只搁浅被人工救助的幼年布氏鲸的声谱比对，发现“几乎一模一样”，大家振奋不已。

这段跨领域合作也为陈默进一步思考未来的数据积累与研究方法带来帮助。除了实时记录，团队后续还将声音与图像和影像记录的时间进行比对，“主要是为了了解不同行为发生时布氏鲸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比如母亲带幼崽时，或者在捕食时会有什么声音。当积累到足够的数据，就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陈默补充道。“我和星宇、马科商量过，先完成当前的工作，在未来专门研究如何长期检测这些声音数据，并使用人工智能等工具进行分析，建立声音数据库。我们可以将声音与行为结合起来，了解它们的语言，说不定有朝一日能实现人鲸交流。”

布氏鲸（图片提供：鲸鱼马戏团）

采访的最后，陈默讲起一个故事。出海时，个体识别拍照的工作大多交由志愿者来完成。但有一次，当大家都在等待鲸鱼时，陈默坐在船尾处，“突然，一个白色的肚子竖立在我眼前——除了尾巴没有露出来，整个身躯高达十米，就近在眼前，我完全懵了，脑海一片空白，直到它掉下去我才反应过来，才叫其他人过来看。”

即便在远处、近处数百次看见布氏鲸，每一次再见到，还是会心潮澎湃。在“寻声大航海”项目的最后一天，每位参与者拥有 5 分钟的“沙漏时间”讲述自己在这段航程中的收获，陈默套着“Whale be Free”的深蓝色卫衣，身后的窗外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海域。细沙窣窣落。“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确定了自己这一生希望为之去奋斗的事业，要在这个岛上对布氏鲸做一辈子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我觉得特别幸福。”

以下是我们与陈默的更多对话：

中国鲸类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是怎样的？

 陈默 ：《尔雅》里第 16 篇的“释鱼”中写道：“鱀：是鱁。”这里的“鱀”就是生活于长江中的白鱀豚。这是有我国关于鲸的最早记录，距今大约 2200 - 2400年。

海洋一直以来是我国比较薄弱的领域。相比陆地上的动物，如大熊猫、藏羚羊、亚洲象和东北虎等，海洋生物的宣传推广并不充分。布氏鲸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尽管对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已开展多年，却未能成为外界的焦点。布氏鲸作为一种大型哺乳动物受到了广泛注意，国际上也对其高度关注。

中国的鲸鱼研究是在 80 年代之前进行的，当时老一辈的研究人员是跟随捕鲸船出海。有一本书叫《中国鲸类》，作者是著名海兽研究专家王丕烈，他在 2021 年去世了。这本书详尽地记录了各方面的知识、数据和信息，包括捕鲸时的搁浅事件、头骨测量、双胞胎鲸鱼等等，甚至记录了捕鲸的目的是为了资源利用还是科研。1980 年，国际捕鲸协议组织规定，用于科研目的的捕杀是可以接受的，而日本和挪威一直在利用这一漏洞。当然，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自觉停止捕鲸，我国也不会为科研目的而捕杀鲸类。日本对鲸类的生理结构等研究比其他国家更深入，而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交流很少。

1980 年代之后，中国鲸类的研究基本停滞。王丕烈、周开亚等老一辈研究人员曾进行过一次黄海、东海等内陆调查，但之后似乎缺乏更全面深入的研究，甚至对某些物种的深度调研也停止了。我国水域内迄今一共发现 39 种鲸，多样性很高，其中真正得到系统研究的鲸只有白鱀豚、长江江豚（内陆）和中华白海豚（长江和东南沿海地区）。除了搁浅的鲸鱼，人们会争相去解剖内脏开展一些研究。我们的科研领域也存在一些问题，人们更愿意研究已知的物种，而不愿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就大型鲸类而言，2016 至 2018 年发现布氏鲸群体之后，我国才重启相关监测与研究。

现在观鲸已经成为涠洲岛的“网红”项目了，但目前似乎还处于粗放阶段。你对发展观鲸产业是怎样的态度？

 陈默 ：发展观光旅游可以让渔民减少对渔业的依赖。事实上，如果有条件，没有人会愿意成为渔民。渔民的生活非常辛苦，他们的生计取决于天气，有时候天气不好也得出海捕鱼，每年都会有渔民因事故丧生。如今的年轻人更倾向于从事旅游业。一些老年人为了赚取额外收入可能会回归捕鱼，但在这一代老渔民之后，也许整个海域将没有渔民了。休闲渔业、生态旅游业，包括海钓、海水养殖、观鲸等项目，可能会逐渐取代以前渔民的生计。

我们近年来观察发现，布氏鲸主要受商用渔船威胁，有的背脊上的伤痕明显是渔网捕捞时所害。此外，从业者为了赚钱，在组织观鲸时不注意保持合理的距离和船速。不过，这两年，我还是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观鲸产业进入政府监管，观光行为逐渐有序，有的经营者开始相互监督，纠正不当行为，“靠太近了”“不要去追它”。最早开展观鲸的这批人也是当年获益最多的，在规范管理后可能面临收益减少，但他们逐渐转变思维，有意识地维护观鲸环境。商业捕捞所带来的收入相比观鲸完全微不足道。我们应当推动观鲸产业的合法、良性发展，希望有更多人关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带来积极的变化。

倡议科学观鲸，你有哪些建议？

 陈默 ：首先需要保持距离；第二，不能正面迎向和横向切入鲸群，船速不得超过鲸的行进速度；第三，如果超过一艘船，每艘船不得靠近鲸豚 200 米的范围，并且不要包围它们；当看到鲸的时候，不要大声喧哗；如果不能确定布氏鲸的行动，则需要停船或挂空挡；此外，务必不要向鲸类投食或投掷任何物品。

研究布氏鲸这几年，在你看来，鲸类研究的具体挑战是什么？除了广西，我国近海区域是否存在其他大型鲸类？

 陈默 ：鲸的活动范围很广，大部分鲸生活在远离陆地的海洋，只有少数在近海觅食和繁殖的鲸易于观察和研究。因此，古往今来，捕鲸活动、渔民见闻还有鲸鱼搁浅这三种途径，是我们获取有关鲸的信息和记载最主要的来源。尽管距离最早发现和描述鲸类生物已经有两千年，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了解依然非常有限。从王丕烈的《中国鲸类》，再到布氏鲸群体的发现，都表明我国近海有大型鲸类生活——只是由于鲸类特有的生活习性，以及经济条件、研究条件等限制，国内做鲸类研究的人很少，科研人员还没有掌握这些信息，但我相信一定还是有的。我希望在未来这几年能尽量去发现大型鲸类是否还存在，包括地球上第二大动物长须鲸、虎鲸、座头鲸、灰鲸等。

参考资料：

《中国国家地理（总第 745 期）》：《寻找中国的鲸鱼 国内赏鲸观豚不是梦》作者：陈默

《收好！去涠洲岛看鲸鱼，这是最科学的观鲸手册》

《海上追鲸人：为了见到布氏鲸，他们守候 3 年》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官网

 http://www.ibaiji.org/content/index/id/442.html

宣布“功能性灭绝”11 年后，仍有一群人在执着寻找白鱀豚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08/c_1122954861.htm

起风了，白色引魂幡打到王国强的脸上。

这天是米北庄大集。他起了个大早，拿着几个塞满冥纸、冥币的黑色塑料袋，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家里出发了。担心1.5米高的引魂幡折损，王国强索性将它和连接幡的龙头杖一起紧紧揽入怀中。

米北庄村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雄县米家务镇。村里长约1公里的市场街上，分布着数百家殡葬用品店。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提及，这里的殡葬市场年产值在10亿元左右，殡葬用品种类超过一万多种，占据着中国殡葬90%的市场份额。有人因此称米北庄村为地下金融中心，或阴间华尔街。更有人戏称，这里出售的冥币，控制着“阴间货币流通”。

米北庄村市场街

往年清明节前，集市上总被围得水泄不通。今年的情况则有些不同——整条街上，和王国强一起出摊的只有寥寥几人，再精美的纸元宝和烫金摇钱树也乏人问津，百无聊懒的摊主们刷起了短视频。

“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王国强叹息着。这在他的意料之中，近些年，随着文明祭祀的普及，殡葬这个传统而古老的行当正逐步失去线下市场。2024年3月25日，米北庄村所在的保定市民政局等部门还发布了文明祭拜倡议书，号召“不生产、不销售、不购买、不使用封建迷信祭祀用品，不在山区、林区和道路、居民区及其他公共区域焚烧纸钱、焚香祭祀等”。

从早上7点多待到上午11点半，王国强只卖出一盒16元的纸扎麻将。回家路上，他将引魂幡抱在怀里。幡随风摆动着，远远望去，像是华北平原上正在进行的一场葬礼。

阴间生意

通往米北庄的路是被纸花、人偶和挽联铺就的。

王国强卖的引魂幡，通常会被商家插在店铺门口，时有孩子在下面穿梭、打闹。一排排塑料制成的古装男女人偶站在路边，旁边矗立着纸鹤和纸牛马，地上散落着冥纸制成的花朵和树叶。街上的店铺招牌直白且明确——厂家批发尸体袋、浙江红木寿盒展厅、高档水晶棺……每单业务都在关照生死。

做这行的老板从不忌讳，有人将水晶棺当成储物柜，有人用骨灰盒存放充电器、耳机等小物件。还有人会在中午小憩前，随手扯过一块写有“奠”字的包尸布盖在身上。

“不过是一张纸、一块塑料、几匹布而已。”李炜说。他的殡葬店就开在米北庄村市场街中段。早些年，李炜和妻子侯晓霞在保定市区卖驴肉火烧，开了几年，生意不算好。两人关了店，回乡另寻出路。

起初，有亲戚建议他们去20多公里外的高碑店白沟做箱包生意。李炜没信心，“白沟是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竞争太激烈，害怕赔死在里面。”再后来，一个做纸元宝的亲戚建议他做殡葬业——以米北庄村为中心，方圆七八公里范围的村子里，遍布着两三万从业者。李炜对这行虽说不熟悉，但也毫无畏惧。

2014年春节，他和妻子在米北庄市场街租下60平米店铺，开了一个类似综合超市的殡葬店，里面几乎可以买到任何阴间用品。门脸的布置也有讲究：店门口，摆上一排纸人、纸马、纸仙鹤；店内正中间悬挂上“沉痛悼念”的横幅，两侧挽联分别是“身去音容存”“寿终德望在”；一条深蓝色地毯上，印着硕大的“奠”字与“深切缅怀”。

这里的一切几乎都是纸质的：纸饮料和纸蔬菜，纸手机和纸电视，纸护照和纸绿卡。前几年，还有纸口罩、纸耳温枪、纸核酸检测试剂盒。那些上不了货架的大件冥物，随意散落在角落里。农村人买得最多的是纸饮水机、纸煤气罐和纸电三轮车，城里人则更中意带有管家、女仆和院子的三层纸别墅，以及一米多长、三四十公分高的高级纸轿车。

更有钱的人，会定制冥物。李炜记得，有个南方人，每到清明节前，都要找他定做一批股票暴涨曲线图，“我妈生前爱炒股，可总是暴跌，我不能让她在那边还这样。”还有个丧子的老人，多次找李炜定制纸质的主战坦克。他说因为儿子退伍前是装甲兵。那些纸质坦克全部是1:1尺寸复制，长七米多，高两米多，迷彩外壳。

在米北庄的街上，连叶子都是假的

殡葬店刚开起来的头一年，生意不算好，但很有规律。“清明节、中元节之前生意会好一些。平日里也就是谁家有白事，能卖出些花圈、冥币。一年忙活下来，赚个几万块。”李炜说。这个41岁的中年人说话前总是先眯起眼睛微笑，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销售。除此之外，他还发现，每到冬天，生意往往更好一些，“应该是冬季容易死人。”

在中国，人们笃信去世的祖先会保佑后人的幸福，所以要尽可能把现世的财富送往阴间，他们日子舒服了，也会给子孙带来祝福和荫庇。而“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也使得买方很少议价，导致产品暴利。从2003年开始，殡葬行业曾数度进入“中国十大暴利行业”。

但按照李炜的说法，由于米北庄处在殡葬产业链上游，主要做批发，很多单件用品的利润只有几毛甚至几分钱，“比如那种戴在胳膊上的黑纱，批发价一毛五一个，就得靠走量。”

而骨灰盒则存在很大利润空间。李炜透露，材质好一些的，有金丝楠木、花梨木，次些的有大红酸枝、柏木，再次些有陶瓷、玉石等。前些年，他从外地订了不少骨灰盒来卖，“赚多少我不能说，但说实话，卖出去的价格比我进货的价格至少高10倍。”生意好的时候，光是靠着骨灰盒，他一年纯赚20多万。

殡葬生意讲究与时俱进。为了给产品升级、创新，李炜从村里大大小小的作坊，淘来了“苹果”系列——纸iPhone、纸iPad、纸Mac。就连还未上市的iPhone16，也在他的店里率先上市了。每部价格只有几毛钱，量大从优。

除了染指“手机”，李炜也在“造车”。比如带司机的红色L博基尼，也有白色B时捷，还有黑色奔驰大6。最近，他正和其他厂商聊创意，准备打造最近炙手可热的小米汽车。

总之，活人用得起或用不起的，都得给逝去的人备上一份。

偶尔李炜也会被触动。不久前，他在网上收到订单，客户说，自己的20多岁的儿子骑摩托去世了，想在清明节给儿子烧几辆摩托。李炜打电话过去沟通，客户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那一瞬间，李炜突然觉得，自己做这行是有意义的。

他找几个做纸扎的朋友打听，果然有售纸“哈雷”的商家。于是，他提了10台车给对方发过去。50元的拿货价，李炜又以50块钱卖了出去，一分没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那么年轻太可惜了。”做殡葬生意这10年，能让他动容的时刻并不多。

“别的地方人气足，这里是阴气足”

米北庄村的田地，很多是不种庄稼的

变局

殡葬商家

“殡葬的未来一定是科技的”

制造花圈的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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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姜婉茹

编辑 | 陶若谷

挂钟、凶杀案和公仔

居民搬迁，也许是搬不走，也许是来不及，会留下大量的物品。

一本护照，记载着老人一生唯一一次出国。初中女孩的日记本，定格了她对另一个女孩的爱慕。一本报案记录，记下了失主们的怀疑对象。城中村过年前，盗贼像潮汐一样按节律出现，一年到头没混好的人，这时总得搞点钱回家。村民有自己的治安大队，摸索小偷的规律，做好埋伏。

有一次，陈洲被一个四川汉子拉住，没头没尾就说：“是我报的案，是我带警察抓了那个小子”！他慢慢才听懂，汉子从1993年就住在杨箕村，撞见一起凶杀案，他报了警，自己也被关了一夜。“我是英雄！”他不时举起拳头，脸涨得通红，青筋都看得见。陈洲想脱身，又怕他动怒，此时一位胖胖的妇女走过来，朝他努了努嘴：“老杨，我要搬家，房子给我找好了没？”老杨马上变了个人，尾随女人屁颠屁颠走了。

过去16年里，张晓静和陈洲不断探访广州城即将消失的城中村，把门牌和带有生活痕迹的物品，从残垣断壁里抢救出来。他们捡到过包租公的账本、农村自建房的图纸、房产契约、求职文件、民国的印花税、60年代的身份证件、油票布票、练功的石锁、遗落的神像……有个商贩丢下了整个仓库，据张晓静说，里面都是全新的青花瓷器，甚至还有骨灰盒。

许多物件都承载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群体的生活线索。一份劳动工分卡，显示从1977年2月1日那天开始，一个叫美凌的小女孩可以上工分了。一本洗头房的工作手册，规定了作息时间，细致到几点几分要做什么，揭示了工人们的严苛生存法则。

在一间间空屋里穿行，陈洲看见没写完的作业本摊在桌子上，上面摆着音乐小熊，还能发出声音。在隐秘的角落，留下了人们的离情别绪。一位外来租户把诀别的话写在门框上：“主人已乘火车去， 林和村一百年不动摇”。照相馆的墙上挂着一幅当年的流行画——一只卡通狗趴在地下，衣服上打补丁的小男孩低头看它，旁白写：“狗狗，你是不是想家了？”

●当年的流行画旁白：狗狗，你是不是想家了？

混乱和匆忙里，小孩的感受往往最后才被考虑。在陈洲拍下的场景里，雨中一位母亲正分拣玩具，准备搬迁，小男孩给她撑着伞，嘴里说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被母亲呵斥了。男孩怀里抱着两个公仔，一边抹眼泪，一边继续撑伞。

外来务工者们要办很多证件，都要拍照，照相馆成了“寻宝”的好地方。照相馆搬走了，照片散落一地，照片的主人没来把它们取走。看到脚下陌生打工者的照片，陈洲会想起在外务工的弟弟和哥哥，他家在安徽大别山，读书一直靠勤工俭学。过去16年里，他持续收藏被遗弃的照片，希望把一个个人，从“被遗弃和被践踏”的状态，转化为“被尊重”的状态。

2007年，陈洲和妻子张晓静从法国留学回国，张晓静去了广州美术学院当老师，陈洲则做了独立艺术家，有不少时间闲逛。起初是在买菜的路上看到被丢弃的坛坛罐罐，觉得有文化价值，南方天热，居民用它们存米存酒。他们想把这些“街头冰箱”捡走，但又没地方放，过两天再去看，全被小孩当了靶子，拿石头砸了。

今年1月，张晓静和陈洲拿出一些收藏做了“捡来的博物馆”。一幅17米的画卷由40多张奖状黏合而成，里面大多是广州「林和村」一名叫徐小惠的女孩，从幼儿园到初一得到的奖励，搬迁时没能被带走，贴满一整面墙。

两人把奖状揭下来保存。之前媒体报道后，徐小惠的爸爸曾联系过陈洲，说一家人已经回到湛江乡下。后来陈洲的手机换过，失去了联系方式，“小惠大概二十八岁了，很想再问问，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展览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一位阿叔一直在看挂钟，很是激动，掏出自己随身带的工作证来。原来他之前是广州电子表厂的工人，从23岁干到退休。他迷恋钟，在家里就挂了5个，老婆嫌烦，他送了一个到“博物馆”里。

一位家庭主妇送来了唱片和VCD，那是她公公的珍藏。老人已经去世20年，只能从旧物和媳妇零散的回忆中得知，他出生在香港，是大学生，喜爱音乐，晚年常拎着录音机去老年大学唱歌、跳舞。她的老公也已离世，是个爱读书的人，考了整整一盒子的证书。她想着要不要把证书也送来，“这些东西有用吗？”

●送东西参展的居民

●展品。图源网络

高价回收门牌

在广州海珠区，林立的高楼中间有一片粉色平房，这里是怡乐社区，租金比周围低廉些。里面有三条小巷，往社区深处走，视线多半会被一栋蓝绿色的平房吸引——外墙上贴着2100多块“马赛克”，都是废弃的旧门牌。陈洲和张晓静的“博物馆”就在这里。

萍姨之前工作的饭店，就在“博物馆”边上。一推开门，“全是熟悉的老古董”。一台缝纫机打开了她的记忆，小时候大人都去做工了，她自己用缝纫机做鞋垫子，针直接穿过了手。萍姨是河南人，1996年她带上一套衣服和一张儿子的照片，南下广州打工，给人做保姆，在雇主家里几乎每天都不出门，“住了十多年，不知道有怡乐路”。直到2007年，家人才从老家来跟她团聚，儿子做厨师，丈夫做保安。

在许多外来打工者口中，城中村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潜龙里、择邻里、占决里、聚星里、居仁里这些地名，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地址，也是即将消失的集体记忆。这里居住条件不佳，但低廉的房租、便利的生活，常让城中村成为外来打工者在异乡的第一个落脚点。

嘈杂混乱之中，也可以找到“家”的模样，一间外地人开的大排档里，大人招呼着客人，孩子就大的照顾小的，六七岁的哥哥抱着一两岁的妹妹，在昏黄的灯下写作业。

●杨箕村帮忙搬家的孩子

●琶洲祠堂前面的摇摇车

这里还容纳了一些奇怪的人和梦想。一位叫梁伯的老人，他的书法作品从地砖贴到屋顶，密密麻麻覆盖了整栋老宅。字里看不出传统章法，名句也可以改掉，只凭着一个农村老人的理解恣意挥洒，他写“夕阳无限好，何必惧黄昏”。

2010年林和村拆迁前，一个记者朋友提醒陈洲和张晓静去看看。记者朋友大学毕业后到广州，像很多外来打工者一样，从火车东站下车，落脚在对面的林和村。

许多档口已经开始搬了，一家兼卖手机、修表、磨眼镜的店还开着门。女店主说，1983年就开了这家店。墙角的木凳上，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马达，是用来磨镜片的。陈洲花20元买下了它，这是他们在城中村收的第一个物件——它和女店主的生活，已经融入城中村，成为一件近30年的见证物。店主用红色油性笔把使用的起止时间写在马达上：1986-2010.4.11。

●他们买下的马达

那时陈洲、张晓静没多少收入，没有车，带着安全帽和铁锨，一有空就去城中村的废墟，然后坐公交一趟趟搬东西。陈洲在城中村染上了过敏，碰到某些东西就起荨麻疹。

他们还打起了门牌的主意，有些门牌是陈洲自己撬的，张晓静打伞掩护他。拾荒者以为遇到了同行，告诉他们“门牌是铝做的，不值钱，得捡钢铁的”。

后来陈洲干脆做了个行为艺术，更直接地展示门牌的价值——拿一块大牌子写上“高价回收城中村门牌”，在村里找了个角落蹲着。这件事惊动了媒体，也招来了警察，说清楚自己在做地名保护后，他跟民警交上了朋友。

一天民警打电话叫他去警务室，一进门对方就说：“我们昨晚为你奋战了一夜，这些门牌作为礼物送你吧！”原来媒体报道艺术家高价回收门牌后，有人信以为真，夜里就摸进村里来撬。警方抓住撬门牌的人一顿教育，扣下了“赃物”。

也有村民主动给陈洲送门牌，让他留作纪念。一位老奶奶受到了启发，拆下自家的门牌带走，说想让后代记得她生活过的地方。一位女性同样拆走了门牌，她的公公习惯了每天在村里的榕树下聊天，担心老人家住楼房不习惯，她给新房的每间屋，都贴上一块旧门牌。

●《捡来的博物馆》，图源羊城晚报

消失的城中村，消失的淘金梦

进入一条城中村小巷，意味着闯入一个脏乱、拥挤、热闹的世界。楼与楼之间仅容一人骑车通过，两栋楼的邻居，站在各自家里就能握手，每一寸空间恨不能都盖上房，阳光照不进，白天也开着灯，像一座“不日城”。

拐过一个路口，会遇见三三两两的站街女。陈洲有一次在暴雨后进村，看到五六个站街女涂着夸张的脂粉和红唇，穿着超短裙，正从垃圾堆里抢着捡被丢弃的假花，那些花大红大绿的，她们嘻嘻哈哈地闹，说花好美。

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包分配工作了，不少高学历、有梦想的年轻人南下闯荡，石牌村的租户里，有许多白领在附近的电脑城上班，里面走出了网易的丁磊，还有五条人乐队。在一期节目里，许知远问五条人，石牌村最可爱的部分是什么？他们回答：“这里提供了一个世界。什么都有，最低的消费，而且里面有青春、荷尔蒙。”

有一次，陈洲和法国人在林和村闲逛，一个女孩冲过来跟他们讲英语。她是青岛大学九十年代的外语系学生，毕业后到了广州，在村里租了两个档口，卖女士内衣和化妆品，也在村里结了婚，生下两个小孩。

村子要拆掉，她的生意中断了。如果要回乡，一个大学生混成这样并不光彩，她也早已跟同学断了联系。陈洲说起“应该有一个城中村博物馆，讲述外来务工者的故事”，女孩从墙上摘下一面铜镜送给他，那是决定南下找寻“淘金梦”时，妈妈给她留念的，是妈妈结婚时用的镜子。

●女店主送的铜镜。图源南方都市报

●林和村搬迁限期将至，两位电焊工负责封锁门窗，一位不知去哪的父亲带着孩子。图为两个电焊工逗孩子玩

因为带着相机游荡，陈洲经常被误认是记者。表明身份后，村民倒也不介意他是谁，只是想倾诉。他曾被一个钉子户拦住，那人五十多岁了，在村里当倒插门女婿。拆迁的尾声，一个断水断电的夏天午后，空气和时间也变得粘稠、凝固，他和几条狗住在一起，不停讲述自己的遭遇。

在一家卖旧家具的档口，来自江西的店主跟陈洲抱怨起来，他80年代到杨箕村扎根，村子外来人口流动性大，生意一直兴隆，他也懒得找其他生计。搬迁后很难找到位置这么好的档口了，在广州拼不动，可能只有回老家，但农村老家的田地早荒废了。他几乎是喊着说：“难道广州不需要我们这些生意人吗？”店主送了一个音箱给陈洲，在上面写上：“希望广州永远能听到江西老表的声音。”过两天陈洲再去上门拜访，店已经清空，他离开了。

●江西老表的店

搬迁中的城中村，跟战后一样遍地狼藉。一家拉面馆跟房东有纠纷，是林和村最后的钉子户。陈洲去吃了一碗面，恰好看到了故事的结尾。他听见店家跟协调人说，拿赔偿款来，我们立刻走。过了一会儿，协调人真的拿来一手提箱的钱，往桌子上一放，店家直接抄起凳子往外面扔。

怡乐社区的居民许遥，了解城中村更久远的过去。他是广州人，九几年时他刚毕业不久，在外企做销售。为了不被父母拘束，许遥在石牌村租了一个三五平的天台小格间，只够放一张床。但是天台有近100平，还带一个小冲凉房。这算得上是“豪宅”，附近做音乐、搞艺术的朋友常来洗澡，在他家天台上聚会，喝酒，唱民谣和英文歌。城中村里大家都吵，没人管扰民。

●冼村，一个男孩抱着熟睡的妹妹，一边做作业一边等待摆摊的妈妈收工

●冼村村口的等待接活的外来务工者

●在拆除现场，淘钢筋的人们

除去住在「石牌村」的那一年，许遥在怡乐社区住了近40年。这里有许多国营单位的宿舍，有些会切成小小的单间，租给外来务工者，10平的房间租金1000元。居民大多是老年人，也有一些外卖小哥。许遥感觉，“看到了新旧两代工人阶级，一代是主人，一代是过客”，“有的人付出很多，得到很少”。

他之前做地产项目，认识许多包工头，一个人找到活，就把老家人都带出来打工，住进集装箱宿舍，“盖了很多房子，但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据他观察，许多打工者二三十岁就到广州，工作到退休，孩子长大了，找的工作还不如他们，只能卖卖保险，送送外卖。社区里的文化活动，外来务工者不太参与，连续的忙碌之后，外卖小哥们的娱乐活动是广场上摆一张桌子，吃烧烤。

“2009年刚来「冼村」，独自一人来闯了，现在拆复建新村，好怀念当时一杯奶茶才2块五。”

“多少次梦见「杨箕村」那熟悉的街道人来人往，一觉醒来全是空。”

“20年弹指一挥间，「林和村」没了。广州东站的兄弟，你们在哪里。”

在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曾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们，一直有人在试图寻回旧日的生活和记忆。而“城中村博物馆”里旧物的主人，或许沿着地铁线越住越远，或许实现了淘金梦，没有人知晓他们漂去了哪里。

（除张晓静、陈洲外，文中其余人物为化名。图片除标注外，均为讲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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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蔡家欣

编辑 | 王珊瑚

我接触最多的死亡原因就是吸毒，还有跳楼，剩下的就是谋杀、车祸和疾病。

这次送回来六个（骨灰），三个是吸毒过量，一个河南女孩，被发现死在自己住处的床上。还有一个跳楼，一个心脏病，一个溺水。犯心脏病的是一个干装修的，50多岁，他的朋友跟我说，他生意失败了，跟身边人借了几万美金。处理遗物时，我发现里面有两张赌场的VIP卡。我就明白钱都花哪去了。

送回来的骨灰，差不多有一半是从（电诈）园区出来的。缅甸打击“电诈”后，许多人都跑到柬埔寨。你可以将园区想象成一个工业园区，地主和开发商在这里盖了很多楼。物业是管理方，最有能量，通常会有当地的关系做保护伞。物业进行招商，有日本盘、欧洲盘等等。每个“电诈”公司之间不来往，但都在物业的管控之下，购物或者吃饭都需要到特定的地方，每个月也需要支付一定的人头费。

●位于西港的网投园区。图片来源网络

（送回来的骨灰）云贵川比较多，基本有三分之一是偷渡过去，很多是留守儿童，最多初中毕业。一个南京人在园区里病得不行，向外卖没卖掉，被扔到马路上，我们接到西港当天就去世了。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在那边做换汇生意，吸毒过量死亡，他曾经借了很多钱给朋友，最后那些所谓的朋友没人露面，只有他女朋友给他办后事。

柬埔寨有两个寺庙专门负责收留死去的外国人，殡仪馆相当于挂靠在寺庙。如果在金边去世，就送往斯登棉吉寺，如果在外省，就送到德克拉寺。一般大使馆会先联系（死者）家属，提供当地警察局的联系方式。当地警察局只有一个会讲中文的人，没办法处理这么多事。所以有些家属会直接找上我。在外国帮忙火化，首先要拿到家属的委托书，到内政部拿死亡报告，再去大使馆办理火化手续，之后去内政部办火化证明。

寺庙火化前，我要在火化证明上摁手印。之后，我会放一张（死者）照片，摆上鲜花水果，然后跟家属视频，确认身份。有的家属会让我翻身看看（死者）身上有没有伤口。一个福建女孩，在夜场上班，闺蜜联合男朋友把她绑了，最后给撕票了，埋在地里10天，最后通过纹身确认身份。跟家属视频的时候，我把她的照片打印出来，把她的脸给蒙上，再给家属看。

感染新冠后，我基本上就闻不到味了，认尸体的时候也都不戴口罩。烧出来的骨灰，只能看到骨头上窟窿眼的数量，其它方面没有太大区别。有些骨头块或者骨头片，需要碾碎了再放骨灰盒。有的家属会要求我边捡（骨灰）边喊（死者）名字，再说一些让他们回家之类的话。

基本上，我每个星期都会处理一两个（尸体），最多的时候一天烧五个。很多人也没什么遗物，最多就是银行卡和身份证。过年的时候，我将这些骨灰寄放在家里。我的性格比较大大咧咧，不会钻牛角尖。我家里人可能有点害怕，不敢靠近，但也并不反对。

火化需要经过家属的同意，否则尸体只能一直停留在庙里。德克拉寺还有51具没有火化的尸体，每具都有死亡原因报告，身份也都确认了。但家属不管了。有一个死者，家里只有一位八、九十岁的老母亲，当地不敢通知老人，怕打击身体受不了，尸体就一直搁置在这边。

疫情期间，家属过不来，有些所谓的朋友说帮忙处理后事，把钱给骗走了。家人没办法，只能放弃，尸体存放一天要50美金，越拖越久，最后没法承担，就不敢来了。

我最近已经跟寺庙谈好优惠价格，拉到几个赞助，正在办理手续，把他们全部火化掉，骨灰直接供奉在寺庙里。

火化完成后，还要再等一份柬埔寨外交部的英文死亡证明，它能用于国内销户、办理房产、保险等官方手续。

疫情期间，（骨灰）只能邮寄，费用太高了，一个骨灰要1000美金，到广州白云机场，家属还要再支付清关费用，相当于一个骨灰要1万（人民币）。疫情结束后，攒够五六个（骨灰），我就回来一趟。我都是把骨灰装进行李箱，直接带上飞机，过安检的时候，工作人员有疑问，就把大使馆出具的文件给他看。

我买的都是联程机票，中途停留几个小时，让家属来机场交接。女性家属有的会当面哭起来，出去好好一个人，回来变成一张报告。

●阿鲁在首都机场与家属交接骨灰。讲述者供图

比较可惜的是一个江苏泰州的女医生，3、40岁，曾经在欧美留学，参加过很多海外医学探讨会。不知什么原因放弃了事业，在柬埔寨滞留了很长时间，最后在住的地方心脏病发去世。骨灰送回来，她哥哥一个人来机场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只是过客。

我是山东烟台人，2018年来到柬埔寨。我原来在泰州工厂做电梯相关的技术工作，女儿朋友的父母在柬埔寨做了将近二十年的制衣厂。那个时候，柬埔寨正在大量建设楼房，肯定需要电梯，他认为这方面有发展机会。我完全没有担心（治安情况），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生意，不招惹别人就行。

最开始我加入中柬义工队，主要接触孤儿院之类的活动。陈宝荣进去后，义工队也就解散了，我想算了，死人的事情就我来负责。（注：中柬义工队是当地民间慈善组织，具体执行慈善公益和同胞互助工作。陈宝荣为中柬义工队成员，多次救助困于电诈园区的中国人，2022年2月因“血奴”案，以煽动歧视罪被捕，现已出狱。）

●2017年8月，中国四川警方联合柬埔寨警方，在柬埔寨波贝市捣毁一处特大电信诈骗窝点。IC photo

我帮忙火化的第一个人是一个50多岁的男性。他当时已经生病了，买好了回国的机票，还没有坚持到回国就去世了。当地也有殡葬一条龙服务，但都要上万美金。我这边弄下来，基本只要3、4万人民币。

这次我和陈宝荣一起回国，他送了两个人回来，都是20出头，一个在广西，一个在云南，他们在快手上和人联系上，又加上QQ跑到柬埔寨。最后一个推着轮椅回来，另一个坐着担架回来。

为了这两个人，陈宝荣奔波折腾了两个多月，担架南航最便宜也要8000多美金，要拆9个座位，加上治疗费总共也要10万人民币。回国后，要根据他们之前是否有案底，以及情况的严重程度做笔录，当场开具治安处罚条例，因为偷渡，有一个当场被罚了2000块。

我能体会到他的这种（救人）心理。2020年也是我的低谷，前妻跟我分手，只给我留了400美金。我当时也有些厌世。我觉得陈宝荣的这个阶段比我还要漫长和痛苦，他原来做矿产生意，跟人打官司后，家产全没了。通过（救人）这件事，他发现社会上还有很多比他更惨的人，他能帮助到他们。

我不会帮忙（从园区）捞活人，我认为他们不值得，这些人我一律归纳为“电诈分子”，没几个人真正清白。救助过程中，只要发现这个人护照过期好几年，我就可以将他定性（为“电诈分子”）。护照过期1天10美金的罚款，一年3000多美金，三年就是1万美金了。每年续签也就300多美金，他们手头有钱从来不会考虑续签。

●2019年8月，柬埔寨金边国际机场，柬埔寨警方移交犯罪嫌疑人给重庆警方。

一个河南的中风患者，一只眼睛瞎了，为了治病，他的柬埔寨老婆把家里的牛都卖了，治不好，最后只能放弃他。听说他护照过期三年多，我表示不会管。不到一个月就有消息，这人以前总是拄拐到工地上转悠，说能给人介绍工作，结果把别人骗到园区卖，卖一个人能拿500美金。

除非是精神病，还有极个别是相信所谓的朋友。有一个山东临沂人，中风导致语言和智力障碍，他在国内做早餐赔了，欠了很多钱，有人说要带他出来做贷款，结果被骗去园区，工作了一个月，连手机都不会用，被人扔到机场。家属找到我们求助，他的护照过期被罚了3000块人民币，这3000块都是借的高利贷。这种人确实需要帮助。

有一种人最多，把别人的钱花掉，然后跑路，被抓住被打后才开始求救。有一个人救出来后就住在杰哥（注：柬埔寨金边长城宾馆经营者，这里收留了大量从园区逃出来的中国人）那里，刚开始又做饭又照顾伤员。不久后跟这个借钱，那个借钱，最后失联了。我们偶然在微信群中发现他的悬赏令，原来求救前几个月，他拿走了上线几十万元人民币。

还有一个人在杰哥那里免费吃住半年，去年回国，当时国内新冠特效药要卖两三千块，那边一瓶只要几百人民币，旁边酒店的老板娘托他给家人带几瓶，结果那人下飞机就把所有人拉黑，把那药拿去卖了。

这些都是常态。大部分人30岁左右，我感觉已经是烂泥一块。他们想回国，让他在饭店打杂，一个月几百美金，攒个三五个月也够了。但就是不干，手上有几十美金就跑去按摩店，有个50美金就敢去赌场。

所以说陌生的活人最可怕，你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

有人认为我是靠火化人给柬埔寨的盘总洗钱，也有人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需要解释。我计划一直做下去。做这个人脉大得很。那边实在鱼龙混杂，做生意很难建立信任，很多人拖欠工人工资或者去赌场，需要依靠平时积累的名声。

他们都喊我“机车大叔”。要是两个人想换钱又互不认识，他们会说，找群里的“机车大叔”。我就多了一个担保作用。但我不通过这个赚钱，在这种认可下，我们会有其它的实际合作。我家人在柬埔寨做贷款服务，有一个朋友听说后，直接投资5万美金，无条件相信我。

有一些人想做善事也会联系我帮忙捐助，前年有两个人，一个在西港，一个在金边，私下通过我捐款，30多万美金，200多万人民币。通过他们，我会认识很多对我生意各方面有帮助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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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视频 | 吕萌

剪辑 | 沙子涵

编辑 | 毛翊君

●苗柠昕在大雄宝殿里插花。

不忙的时候，我就在大殿角落看香客。有个女人带儿子来拜佛，孩子看起来十多岁，可能智力发育不良，一直用手挂在妈妈身上乱跳。他们临走前，我给了一个供果，也不知道说什么，就祝他们吉祥如意。

我在反思，这几年陪孩子太少，基本都是父母在山东老家带。儿子两岁时，我就把他放在那边，上小学才接回天津。地域变化、幼升小衔接，尤其家庭的不稳定，都让他挺有压力的，出现一些逆反。

一年级时，有次早晨他不愿意起床，起来后又情绪不好，我催他收拾书包，他因为找不到袜子和衣服发脾气，时间就耽误了。我火也上来了，踢了他一脚。我们经常为这些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当时感到很无助，进寺院后，我在调整情绪。看到那个女人带着那样的小孩子，觉得自己已经很幸福了。

●苗柠昕在大雄宝殿前整理供果。

●苗柠昕在殿内查找佛经。

我就在天津上的大学，学财会——我爸干过会计，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技术专业，饿不死，越老越吃香。毕业后，我进了这里一家银行工作，内容不是特别对口，又挺重复。那时年轻，不想看领导眼色，心高气傲，疫情第一年辞职了。在那之前，还离了婚。

后来做了保险工作，也和朋友合伙办教育机构，接着碰上双减。没了工作，又再婚，就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全职妈妈。孩子每天上学后，我就跟个空心人一样，没有价值感，很焦虑，开始掉头发。也试过报学习班，心理学、易经这些的，搞了一堆事情，整得挺忙，来麻痹自己。

●晚课后，僧人陆续离开大殿。

●在寺院里玩耍的孩子。

去年4月，我去了一趟潮音寺。地藏殿的师兄很和善，我就问了一句，你们这能当义工吗？她说可以啊，你今天有空吗？师兄也是个女义工，早去的义工我们就称为师兄。我第二天就过去了，主要是拖地扫地、擦桌子、诵经、过斋。后来转了长期，觉得这样有补助，虽然钱不多，但至少能让我从无助的状态里摆脱出来。

我每天8点准时到岗，写文案，有时候也会采购些办公用品，还管理寺庙主殿的卫生和秩序，看管法事活动。这里离我家10公里，下午4点半下班，再开车去接孩子。

●做完寺院编辑部工作，苗柠昕回到殿里。

起初家里以为我要遁入空门，我解释了很久。之前过年回老家，亲戚就会说我离婚这这那那的话。父母都在体制内，完全不能理解我的生活。我爸总说，“人生不能归零，你总归零。”我妈又容易钻牛角尖，特别焦虑。每次过年，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他俩基本都得干上一架。我心里也脆弱，一直都想逃离。

今年我就在寺院里过的年。进来这段时间，感觉时间在变慢。庙旁有一块小菜地，种油麦菜、卷心菜，等到成熟了就送到斋堂里。夏天每周我都会去三、四次，帮忙浇水，是我爱去的地方之一。这里一草一木都很疗愈我。

以前做了很多计划。在银行时，每年我都是优秀员工，一想做到头就是科长，不甘心。去保险公司后，我就想一定拿下新人奖，一定要在一年里搞到30万。转做教育，又计划一年之内开几个校区，细化得都可好了——两年之后升校长，负责一片校区，结果干了两年经营不下去了。

最后都是没什么用的事，然后搞得自己很焦虑，很累。现在，我想至少我从一个家庭主妇变成了每天有工作的人，已经很好了，以后要去做什么也不去打算。最近我发了个朋友圈，说“以前是为了证明自己，现在的我成为自己。”

●在拍摄寺庙外景的侯屹。

寺庙天王殿前的长椅，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每次做义工不忙时，我就坐在那里。长椅对面就是大雄宝殿，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香客，也有来遛弯的老人，还有旅游的情侣，感觉自己在另一个世界。

以前在互联网大厂，我需要和各种人打交道，在不同场合左右逢源。非常疲惫，不想说的话也得说。现在不一样了，在寺院里能放空自己，没有KPI的考核，走出情绪内耗。菩萨不管香客去和他求什么，他都给你比个“ok”的手势。

●清晨，在大殿前的香客。

去年4月，我结束了8年北漂。那段时间，我在一家大公关公司做过企策，在教育行业做过品牌策划，最后去了互联网大厂，其实事业一直属于上升状态。我记得当时一直在思考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过怎样的生活，设定了3年、5年和10年的目标。可市场在不断变化，我心态也不断变化。

在互联网公司，我负责内部的活动策划，经常马上到项目结点了，领导又要开会，导致我们重做方案，重复性工作特别多，白天开会晚上加班，每天身心俱疲。同事关系也很紧张，部门会定期匿名写对同事的评价，要说缺点，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只能写。领导再单独找每个人聊天，说别人怎么评价你的。总在接受这些负能量，没有成就感。

●寺院里的鸽子。

记得一天下班，我妈打来电话，告诉我爸爸生了病，现在已经快好了。事实上，是爸爸不想让我知道。那时候我就在公司大楼下面，一个人哭出来，旁边的人都在下班，我就找个地方躲着。

我开始反思，这么多年我到底为了什么？工作没让我快乐，也照顾不到父母，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我发现自己被困在围城里，一直做一个螺丝钉，以后想在北京立足的话，买套房还得榨干整个家庭。没有户口，生活上也会面临各种不方便。

前年10月离职后，我给了自己半年缓冲期。从韩国回来，落在天津机场，忽然有了在这里定居的想法。我户口之前转在这边，因为比较喜欢海边城市，当时下飞机就租了房子。

●去往大雄宝殿的香客。

我住得离寺庙很近，经常走路过来。有次碰巧路过编辑部门口，上面挂了个小牌子，招摄影一类的，我就加了客服微信。我妈以为我要出家，急得跟我说，你生了孩子再去，你爱干嘛我不管你。

我做的是短期义工，时间上比较自由，主要是给寺庙拍摄照片。当时的初衷，一个是体验寺庙生活，第二个是觉得自己造孽太深——之前脾气特别不好，工作时骂哭过别人，需要一个让自己平和下来的环境，可能这样会有福报。

“入职”后我贼兴奋，第二天一大早就过来了，飞着无人机拍下我到达山门的全过程，还拍了义工日常。后来这条视频上了微博热搜，收到很多私信，问我怎么报名义工。不少年轻人会说，自己在考研、考公或者工作上面临焦虑，想去寺庙缓解心情，再有一类就是离婚的。

●侯屹在护法殿外拍照。

●侯屹在文殊殿里抄经。

●侯屹在观音殿里帮忙擦拭法器。

在寺庙的这段时间，也有很多人向我倾诉，不知道如何面对生活。一个学生说最近考研压力很大，也不知道未来出路在哪儿，看到我这样生活挺羡慕。去年跨年，我也带前同事来逛了一圈，大家遇到的难题都一样——工资涨不上去，然后恋爱谈不了。

对生活的焦虑感肯定还会在的，平时我会接一些旅行的商单，收入和之前上班也基本持平。未来我还是要回归现实，想买套房，结婚生子。

●在观音殿里做义工的朱思琦。

我在天津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修传播与策划，原以为这专业很好找工作，但去年开始投实习简历，专业相关的和其他领域的岗位都投了，半年没有得到回复，挺焦虑的。室友都在为职业选择担忧，有人给家里打电话时，父母要求她考公务员，压力很大，聊着聊着就哭了。

我们有个校企合作项目，是影视后期公司。当时我想着试一试，工作内容包括抠绿布、处理古装剧中的头套和假发上的印记，去除一些穿帮镜头。要一帧一帧地处理，按帧数付钱，做满两分钟是3000多块，而实习期间的工资只有1000多。就像机器一样，每天都在做同样的活。

●闲暇时，朱思琦坐在殿里看佛经。

为了赶工期，通宵加班很正常。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古装剧项目，必须要把所有的工作处理完，然后发给上级审核。等待反馈至少要半个多小时，然后我又得重新调整整个场景，有时候要连续改动好几帧，一次改动就得花上一个多小时。

比如处理头发，想要让它看起来更真实一些，但由于它们和绿布的关系复杂，一些绿布全是带褶皱的，弄起来比较困难，容易失真。单这一项就能耗费很久。为了安慰自己，我会想着，又能提前看到哪个明星演了哪个电视剧的新片段之类的，试着积极点。

●朱思琦在整理福堂里的供烛。

在那里实习的同学都感觉，像是被“割韭菜”一样，总在想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但如果不做这个，也找不到其他地方去。我挺珍惜这个机会的，每个月处理的视频也能达标，本来打算正式留下，但后来公司连实习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离职后的一个周末，听说寺院需要义工，决定试一试。我妈妈信佛教，之前我也对佛学了解过一些。我面试了长期义工，每个月有2000块实习补助。每天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在文殊殿见过很多家长来给孩子求学业，有人跪下祈求时流泪，大多数都面临着生老病死、婚姻和工作等问题。

●在观音殿的香客。

●挂在寺庙里的祈福铃铛。

但这里不是像网上看到的那样佛系，我每天就像正常上班一样，早上8:30来，晚上4:30下班。因为我的专业特长被安排到了编辑部，有的时候还要去做执殿义工，属于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也挺忙的。

我以前比较木讷，不爱说话，现在改善很多。师兄们会教我为人处事，有的引用佛经安慰我，有的在这里工作两年，会去别的寺庙游历，回来就给我讲一些禅学小故事，有时候我觉得天灵盖被打开了。

●打扫观音殿的朱思琦。

●观音殿内的香客。

我也会在不忙的时候看一看经文，觉得修的是自己的心，而不是求佛保佑。现在已经做了两个月，每天都规律地吃饭工作，没有太大的喜怒哀乐，缓解了我前的毕业焦虑。如果实习结束后能留下来，我打算一直在这里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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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丨李禾 

编辑丨雪梨王

想要成为赘婿的男人总会寻到这家位于老式楼房里的婚介所。

午饭时间刚过，两个20来岁的山东男人推门进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要求。”老板李继延话术娴熟。这里的交谈一向如此，年龄、相貌、学历、性格，一切都是可以被量化的指标。而李继延，就是那个对指标做数据处理的人。

“我们山东是孔孟之乡，她起码得懂礼数。”偏瘦的男人坐在蓝色塑料凳子上，翘起二郎腿。“长相不说天仙吧，至少得好看。”胖点儿的在一旁补充。

提完要求，他们列出自己的条件：都有过在北京互联网大厂的工作经历，辞职后搬到杭州生活。目前一人正在创业，另一人就职于一家中型企业，是个部门负责人，收入还可以。“说实话，咱们这个条件不差，还是想找个条件好一些的。”自我介绍完，稍胖的男人顿了顿说，之所以选择入赘，无非是想“少奋斗几年”。

赘婿，即俗称的“上门女婿”，它意味着一个男性无须买房买车也无须彩礼，就可以和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女性结婚，生儿育女。婚前男方可以拿到一笔彩礼，即便离婚也能分到不菲的资产——萧山的惯例是，男方分得一套70平米左右的房产，或210万元的财产。获得这一切的前提是，男人要在婚后守男德，承担育儿责任，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万一离婚，孩子要留给女方。即便如此，丰厚的物质条件还是吸引了不少男人前来“应聘”。

“现在的工作很容易失业啊。”对着两个山东男人，李继延面露难色。这个68岁的杭州萧山人开了近30年婚介所，他直截了当地说对方条件一般，接着耐着性子分析，“如果要找（女方家里）开公司的、经商的，资产三四千万的，肯定不行。这种有是有，但是人家要找公务员，体制内的。家里资产上千万、两三套房子这种，也许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试试。”

“我们的条件想在萧山当上门女婿，就一点优势都没有吗？孩子以后能跟女方姓。”两个男人有些不甘心，继续追问。李继延没有明确回答，打发他们先回去。他桌子上的6部手机正响个不停，电话那头，有想当赘婿的男人，也有招赘婿的萧山本地人。

这些年，经李继延介绍成功的萧山赘婿已经有1000多人，“在我们这里，想当赘婿的人每年都在上涨。”李继延说。这似乎不难理解——一头是家境殷实、坐拥多套房产的江浙沪独生女；另一头，在买房买车甚至一份稳定工作都显得遥不可及的当下，越来越多的男人想要走捷径，借由婚姻实现阶层跃迁，自愿被物化甚至被“当作生育工具”。

但阅男无数的李继延看得清楚，“男人要是抱着吃软饭心态，最好就不要来了。”

“捷径”

早上八点多，李继延骑着电动车前往婚介所。

婚介所位于萧山西河路一幢老办公楼的四楼。楼道里挂满红色条幅和各种标语，“冲破千百年来男娶女嫁的传统习惯 快掀起全国女娶男嫁的新风尚运动”“时代不同了，男人可以娶老婆，女人照样可以娶老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类似标语在李继延的办公室里挂了整整两面墙，这里俨然成了冲破传统婚嫁模式的试验场——实际上，赘婿只是他业务的一小部分。

目前，李继延手里掌握着170多个招婿家庭和50多份想当赘婿的男方资料。年龄太小的，就先预约上，作为预备赘婿。预备赘婿的数量也有近两百个，其中不乏清华、北大及其他各大高校的在读学生。

21岁的赵哲就是。他在湖北一所大学读大三，看到相关新闻后主动联系李继延，说想来面试。李继延说他年纪太小，只能先登记预备上。赵哲有些受挫，他家在湖北农村，上面有一个哥哥。2022年哥哥结婚时，父母掏空钱包，四处借钱，因此欠下几十万债务。

“每次给父母打电话，他们都在愁。”赵哲自己也愁——家里欠下的外债怎么还，以后自己结婚要怎么办，直到他发现还有赘婿这种“捷径”。

很多男人想到萧山做赘婿。

“我是招上门女婿，不是找软饭男”

一个想招赘婿的家庭。

嫁出去的男人，泼出去的水

入赘协议书。

“生育机器”

一名萧山女孩的招婿启事。

猎头很忙

位于萧山的杭州世纪中心，被当地人称作“倒插门”。

庭审最后，姐妹二人情绪失控。李子娟讲述起二人追凶两年多的经历，声音越说越大，“海阳的各个码头，跑了不知道多少遍，最远跑到了江苏，我姐姐被狗咬，我们卖房悬赏征集线索，数不清被多少人骗。”李子珊在一旁扶额痛哭，只留下颤抖的侧脸。

小快艇时快时慢，途经大大小小的渔船，海浪不断翻涌而来，3月27日下午，李子珊和李子娟再次走访父亲李大力生前常去海钓的位置。两姐妹忍着眩晕，在海上向律师介绍案件背景。

2021年5月9日下午，李子珊、李子娟两姐妹的父亲李大力与亲戚纪大星一同驾船出海，彻夜未归。3天后，已经损毁的快艇在岸边被发现，船体上出现疑似与其他船只碰撞的痕迹。随后，纪大星的遗体和李大力的骸骨被陆续发现。

从此生活不再完整。为了弄清楚父亲死亡的真相，李子珊和李子娟双双辞去工作，为父追凶，她们找中介帮忙变卖房产，悬赏50万元征集线索。直到2023年5月，肇事者孙显军被找到。

2024年3月28日，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孙显军涉交通肇事罪一案。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12月出具了一份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显军无证驾驶船舶发生交通事故，致二人死亡，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围绕孙显军所驾驶的船只与李大力所在船只发生碰撞时，后者是否已经死亡，庭审现场展开辩论。

在法庭上，面对指控，被告人孙显军当庭表示认罪，“现在很后悔”。但其在表述时提出异议，他说事情发生在当晚十点，此前关于时间的表述有误。事发时，船上其他人正在睡觉，孙显军驾船撞上另一艘船，“那艘船挂在我的船上”，这艘船停在航道里，当时他自己的船开着灯，而对方的船没有开灯。“我认罪，我认的是撞船后没有报警报案。”庭审的末尾，孙显军声称。

事情已过去1055天，父亲的遗体仍然杳无音信，但两个女儿总算等来肇事者。

3月28日，山东海阳，庭审结束后，李家姐妹和母亲从法院走出来。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开庭

3月28日上午，李子珊穿着父亲的黑色冲锋衣，早早等候在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门口。

开庭后，她们又一次见到被告人孙显军。孙显军和父亲李大力从小就认识，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村子靠海，平时靠打鱼为生，孙显军是“旭永”号游艇的三个船东之一。2023年5月25日，孙显军被抓获归案后，一直羁押于当地看守所。这天，他身着灰色外套和蓝色布裤，缓步走上法庭，操着一口浓厚的山东口音。

起诉书显示，经依法审查表明，2021年5月9日，被告人孙显军无证驾驶“旭永”号游艇，载着5人（均另案处理）到海阳市寨前中心渔港南侧海域进行捕捞作业。当日晚上约8时，在返回海阳市寨前中心码头途中，被告人孙显军驾驶船舶，与两名被害人所在的三无船舶发生碰撞事故，后驾船离开现场。

“三无船舶”是指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有效渔业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无船籍港的“三无”渔业船舶。也正因此，经海阳海警局海阳工作站，海阳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烟台海阳海事处认定，“旭永”轮应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三无船舶应负次要责任。

检方认为，被告人孙显军无证驾驶船舶发生交通事故致二人死亡，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刚一开庭，李子珊、李子娟及其代理律师便提出，认为另案处理的五人应处以包庇罪，在该案件的追责中对方应为全责，且应该追究他们的非法捕捞罪。

两年多的追凶历程，使得姐妹俩更加冷静。法庭上，她们几乎没有情绪波动，按照案件审理流程，一字一句说着自己的诉求。

海阳市海岸线长212公里，很多人靠海吃海，李大力的村里有很多渔民，但李大力早已脱离海上的营生，一直在陆地上开店、办厂。退休后他迷上海钓，为此，他在2018年花十多万元买了艘快艇。新快艇下海那天，李大力还邀请家人一起上船，在近海遛了一圈。她们称在事发前，一家人曾想办证，但父亲这艘船只是偶尔为钓鱼出海，并非渔业用船，她们并不知道去哪里办证。

李子珊和妹妹一直想搞清楚，2021年5月9日，父亲和表叔在海上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们也想知道，从小便认识父亲的孙显军，究竟为什么在撞船后不救人，而是选择了离去，放任了两个人的死亡。

她们没有得到答案，庭审围绕着船只发生碰撞时二人是否已经死亡展开了辩论。

刚一开庭，孙显军便称，事情发生在当晚十点，此前关于事发时间为晚间七八点的表述有误。当时船上其他人正在睡觉，他自己驾船撞上另一艘船。孙显军上船询问后，发现船上的两个人没有回应。于是确认了他们的鼻息，发现已经死亡，便驾船离开。他不认为是自己撞船导致对方死亡，“怎么会碰一下就死了。”他的代理律师也说，因对纪大星的死亡鉴定中不包含死亡时间，并不能认定二者是在孙显军撞船后死亡。

但证人证言中提到，事发当晚两船意外相撞，事故发生时间大约是七八点钟。当时，孙显军船上的船员听到了“砰”的一声巨响，感受到两艘船的碰撞。

李子珊、李子娟的代理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则指出，经海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鉴定，纪大星系生前溺水死亡，“不可能溺水后，人又跑到船上去了。”付建称，事件应为孙显军驾驶船只撞人后逃逸，最终致人死亡，应追究其故意杀人罪。

在下午的庭审辩论中，付建再次叙述当天情景，事发当天有大风预警，孙显军作为常年出海的人，是知道这种风险的，他在撞船后离去，放任了船上两人的死亡，应该判故意杀人罪。而且根据事发后几天的转账记录，孙显军肇事后几天继续从事捕鱼活动，应该追究非法捕捞罪，再加上后续两年多明知李家在寻找真相，依旧没有投案，这也证明了他没有悔改之心。

庭审最后，姐妹二人情绪失控。李子娟讲述起二人追凶两年多的经历，声音越说越大，“海阳的各个码头，跑了不知道多少遍，最远跑到了江苏，我姐姐被狗咬，我们卖房悬赏征集线索，数不清被多少人骗。”李子珊在一旁扶额痛哭，只留下颤抖的侧脸。

3月27日，山东海阳，李家姐妹带着律师出海，向他介绍案件背景。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父亲消失的雨夜

2021年5月9日，是整个家庭破碎的开始。

李子珊记得，当天有大风预警，但是下午并无异样，父亲没有听从自己的劝阻，和表叔一同驾船出海。傍晚，在海上的父亲和表叔分别和子女通过电话，说快要忙完了，准备回家，之后便失去了联系。当晚11点，渔民们纷纷回到村里，李大力和纪大星始终未归。

零点过后，狂风暴雨来袭，李子珊报警后，直升机也加入搜寻，然而还是没有两人的踪迹。站在码头上，李子珊看着海面风起云涌，那是她第一次崩溃大哭，眼前的大海仿佛牢笼，“我进不去啊！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找到爸爸。”

5月12日，父亲那艘已经损毁的白色快艇出现在海边。李子娟记得，机器吊起5米多长的白色快艇，船舷多处破损，小艇的发动机、操作台都消失了，船体被蹭上了红蓝色油漆。经海警勘验，该船后方有碰撞痕迹。

父亲自小在靠近海边的村里长大，虽然并非职业渔民，但对出海相当熟悉，水性也很好，李子珊怀疑父亲的失踪另有隐情。此时，她们还抱有一丝希望，猜测着二人会不会被人救了，或者漂至小岛上等待救援。

直到17天后，纪大星的遗体出现在码头，她和妹妹觉得情况不对，很快双双辞职，姐姐放下了刚在上海投资的生意，妹妹则从一家电商团购公司离开，开始“追凶”。“我们都还年轻，钱可以以后再挣。”当下最要紧的是，找到父亲出事的真相。

李家姐妹称，事发后不久，烟台海警局海阳工作站的一名工作人员曾传来一段雷达监测视频。视频显示，2021年5月9日晚8时左右，两艘船在一处海域发生过长达8分钟的追逐、拦截。两艘船雷达显示的移动痕迹显示，其中一艘船自东向西移动，另一艘船在北面与之并行追逐，并多次近距离靠近对方。被追击船只突然往北突围，与对方航线交汇时，轨迹信号出现闪烁和短暂消失，之后冲破拦截往西北海岸方向驶去，身后船只不再追击。

视频里无法显示船只的编号，最终这段雷达监测视频也未被公诉机关认可为证据。法庭上，双方律师均希望调取这段视频为证据。孙显军方律师坚称事发于晚间10点，这段视频恰好证明，李大力的船此前便遭受过撞击。而付建则认为，根据证人证言及孙显军最初的供述，事情发生在晚间七八点，两艘船碰撞后导致前移，孙显军驾船靠近后，上船查看二人鼻息，这段视频恰好符合此前供述的事发经过。

在当时，这段视频让李家人更加确信，李大力的消失不是意外，他所在的船只遭受了撞击。事发后，姐妹二人先是回村挨个走访渔民，一一记下当天出海的渔船，去各个码头奔走，企图按照出海时间、体型和油漆颜色来寻找有可能肇事的船只。

事情传开了，渔民们害怕这件事会影响自己出海打渔，见到姐妹俩总爱躲着。李子珊和李子娟也怕惹人不快，便每天深夜抵达码头，趁着天黑无人，跳上一个又一个停泊于岸边的船只，挨个观察船前的底漆，看有没有破损和划痕。海阳市的码头走遍了，她们就去青岛、威海，最远甚至走到了江苏。

一次夜里，码头上的狗突然蹿出来，咬着李子珊的大腿不放。打狂犬疫苗的时候，针头绕着咬破的伤口扎了一圈，李子珊咬牙忍痛，但又希望痛得更狠，她想，也许这样，就能体会父亲当天遭受的痛苦。

她们也希望找回父亲的遗体，好让他入土为安。海边潮起潮落，早晚各一次，间歇大概四五个小时。每天等潮水退去，李子珊和亲戚们便下海寻人。

夏天的海边长满了浒苔，淹没整片海滩。姐妹俩身高超过一米六，穿着厚重的渔裤一脚下去，水就没过了大腿，总要别人帮忙拖拽，李子娟才能得以脱身。浒苔很滑，不少来帮忙的亲戚都在上面摔了跤，有的摔断了手，有的崴伤了腿。她们找到了不少遗体，然而父亲始终不见。直到2021年10月，浒苔慢慢腐烂后被海水冲掉，沙滩露出，几块遗骸被发现，经过官方两次比对DNA，认定为她们父亲的骸骨。

2021年12月26日，烟台海警局海阳工作站发布了悬赏线索的通告，视情予以人民币5万元至10万元奖励。为了加大悬赏力度，李子珊和李子娟托中介卖房，自行悬赏50万元征集线索。

事发三日后，李大力出海的快艇被打捞上来。受访者供图

1055个日夜

冲着高额赏金打来的电话数不胜数，李子珊和李子娟也屡次遭遇过骗局。

来自威海的一位男子称，自己见过肇事船只，在提供线索的过程中，讨要了四五万元。他说当天他也在海上，听到了撞船的声音，瞎编了一些肇事者的信息。他说肇事者近期要在大连考船员证，李子珊和李子娟便花钱雇来一人，也安排他去考试。雇来的人拿着证件在队伍里排队，而姐妹俩就躲在暗处观察，“现在想想，自己就像侦探一样”。

四个多月后，姐妹俩才意识到被骗，后来向警方报案，此人被以诈骗罪判刑。

也有人言行奇怪，以提供线索为由，多次要求李子珊单独前往海阳市的一个村庄，李子娟不放心，一同前往后，对方不仅没说出什么具体内容，还要没收二人的手机，将她们拉至荒废的码头。及时报了警后，她们才得知，此人刚出狱不久，找她们可能是想要图谋不轨。

即便如此，姐妹二人还是不愿放过任何线索。悬赏刚发布没多久，一位渔民打来电话说自己知道线索，只要陪他赶海，就一一告知。姐妹俩觉得有点奇怪，还在犹豫的时候，对方就直接拉黑了她们。她们至今追悔莫及，“哪怕遇到一点危险，但万一是真的呢？”

她们一边追凶，谣言一边流传。有人说，李大力和纪大星是去别人的养殖区偷鱼的，这也更坚定了她们找到真相的决心，“爸爸是正直善良的人，我们还他一个清白。”

全家人像是憋着一口气在生活。一开始，李子珊顾及孩子的感受，孩子生日，吵着询问姥爷怎么没来，还给他发去微信，李子珊没敢告诉她事实，只说姥爷出海钓鱼去了，她还买来乐高玩具，说是姥爷送她的生日礼物。

时间久了，李子珊越来越顾不过来。有时候自己还在外地找线索，孩子放学需要人照料，只好委托给亲朋好友，谁有空就把孩子带回去照看。自己家在7楼，心情压抑的时候，她真想从窗台往下跳。

母亲不敢给她们压力，也从不在她们面前表露感情，她以父亲的名义劝导女儿们好好生活，“你们的爸爸也希望你们能过得更好。”但李子珊知晓妈妈的心思，事情发生后，她将母亲从村里接到自己身边生活，夜里两三点起来上厕所，李子珊路过母亲的房间，灯是黑的，但是母亲的手机亮着，她独自翻看着父亲的照片和朋友圈，无声地流泪。

父亲离去之后，这个家终究是不完整了，连年夜饭都是哭着吃。所有的纪念日都显得格外刺痛，母亲的生日又到了，为了缓解家里的气氛，李子娟买了花送给妈妈，然而一席饭间，所有人都吃得寡言少语。

3月26日，山东海阳，一些渔船在海上作业。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事情还没有结束

2023年5月，又一通电话打来。

电话那边的人语无伦次，询问李子珊要不要线索，但又不说具体情况。类似的电话，李子珊接了太多，但这次不一样，没多久，纪大星的儿子也接到了这通电话。李子珊预感，这个人一定知道些什么。

经过反复沟通，来电话的人终于现身，他是肇事船上的一名船员，肇事船是孙显军的那艘“旭永”号，当晚除了孙显军这位船东外，还有5名雇工船员。见面当天，他不愿道出当晚的情况，李子珊等人不敢逼得太紧，只好劝他去警局投案。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就在那个月，海警对“旭永”号的船底油漆做了鉴定，认为与快艇上的油漆一致，这与第一次鉴定的结果相反。李子珊和李子娟觉得可惜，事发次日，这艘船还曾出海去寻找过自己父亲的船只，而根据当时的碰撞痕迹，她们曾高度怀疑这艘船。

有了多位证人证言后，孙显军于2023年5月26日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烟台海警局海阳工作站刑事拘留，经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6月9日被执行逮捕。

得知消息的那天，李子珊并未如释重负。她太害怕了，害怕孙显军不承认，害怕证人证言不能算数，害怕一切又是一场空。直到警方那通确认电话打来，李子珊终于泄了气，两年多积攒的力气在那刻被抽空，她瘫坐在椅子上。随后将消息告诉母亲和已经怀孕的妹妹，三个女人在家里大哭一场，母亲说，“我终于有脸去见你父亲了。”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今年3月28日，该案在海阳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公诉机关对当时驾驶肇事船的孙显军进行起诉，其所涉罪名为交通肇事罪。

李子珊一家人对此有些异议，她们不明白，当天撞船后，孙显军为什么不施以援手，放任伤者在茫茫大海上，再无生还的可能。她认为，这个案件引起的关注，或许能为规范海洋作业行为予以警示，让更多家庭免于遭受她们家这样的事情。

2023年第3期的《世界海运》曾刊发《海上交通事故涉罪案件司法认定问题与对策——以516起事故和52件裁判文书为样本》一文，作者为“海上交通事故涉罪案件司法认定”课题组、吴胜顺、姚嘉伟、潘永亮和宁波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文中提到，《刑法》将陆上交通肇事与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一并归入第133条的交通肇事罪中，而相关司法解释则自始未对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给予关注。受“重陆轻海”传统观念影响，海上交通事故刑事案件法律适用中已经遇到不少疑难问题急需解决。

文中拿海上交通事故举例，称一方面致人失踪具有常见性，83起致人死亡事故中，死亡 ( 含失踪 ) 共218人，其中失踪52人，占近四分之一。在个别年份、个别海域，事故致失踪人数甚至超过死亡人数。另一方面，对于海上交通事故致人失踪后果如何评价，无论是《刑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都未作出规定，而实务中则存在各种不同做法。

“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3月28日结束庭审后，李子珊和妹妹、母亲手握着手站在一起。她们说，希望得到法律公平公正的判决。

烟台海警局海阳工作站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认为快艇上遗留的外来蓝色油漆与“旭永”号右舷涂刷的蓝色油漆的油漆种类相同。受访者供图

“好好生活”

收到开庭的消息之后，李子珊又一次梦见了父亲。

曾经，父亲是她的“大树”。他的爱总在行动里，两个女儿长大成人后，总被招呼着回家吃饭，一大桌海鲜，都让两个女儿吃，李大力总是说，“我吃得太多了，你们吃，你们吃。”李子珊最爱吃鹿角菜，父亲每次海钓回来，都要把船停好，再走十几分钟的路，专程去找这些菜。他有时得意，说“你看这个菜，别人都找不着，只有我知道哪块地方有。”

如今想来，所有与父亲最后的相处，仿佛都有了“离别”的征兆。酒过三巡，李大力哭着对二女婿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大女儿李子珊，因为她性格直接，容易吃亏，他反复念叨着，“你一定要帮帮你姐。”

父亲最后一次陪母亲过生日时，罕见地表露了自己的感情。他在饭桌上说，要好好感谢自己的妻子，这么多年只要他出海钓鱼，都能在出门前吃上一口热饭，哪怕是凌晨两点，临走还能带上妻子准备的干粮。李子娟听完之后，没忍住哭了，但那是幸福的哭，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太过美好。

如今，与父亲的相会只能在梦里。那天夜里，李子珊看到了父亲，他穿得和平时很像，一身西装板正又服帖，她刚一想开口，父亲就对她说，“别说了，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

随即梦醒，李子珊没说的话还堵在心里，只恨梦短。她想说，爸我想你了。她也想说对不起，自己以前很不懂事，让他操心了。她还想让爸爸一定要放心，她会把大家都照顾好，把孩子照顾好。

父亲这棵大树走了，李子珊逐渐替代他成了家庭里的这个角色。她知道，父亲一定希望她们生活得更好、更快乐，等到事情翻篇，她就要去好好赚钱了。将来，她想要把全家人都照顾好。

想说的话还有太多，“但终究没有机会了”，李子珊眼泪夺眶，“只能说，好好生活吧。”

（李子珊、李子娟、李大力、纪大星、孙显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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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智宇：连接和助人是我的终生课题

文 | 徐巧丽

编辑 | 陶若谷

去年8月我开始找工作。搞笑的是，我花了一个月做准备，把资料放在个人网站，上课视频传到B站，打磨简历，附上作品集，打开BOSS直聘、前程无忧、智联招聘，搜“前端开发讲师”，出来的岗位数不超过10个。

那一刻我甚至怀疑是他妈这个岗位屏蔽了我吗？再点进去一看，HR三个月没有动态更新，说明这些岗位都是死的。社交媒体上，我看到好多“前端不好找工作了吗？现在还能够转前端吗？还有必要学前端吗？”后来就天天给我推送“前端已死”。

我决定去求人。很不好意思，他们都觉得我发展很好，要告诉别人我过得很惨，我做了一个月的心理建设。我在一家（全国知名的）IT培训机构成都分部做老师13年，做前端老师11年。2019年，我离开这家机构，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小IT培训机构，也是在成都。当时领导挽留我说以后你要回来，我心想我肯定不会回来。

合伙的这家小机构，疫情第二年高校开始封校，不让进去宣讲了。2023年4月，整个团队出动招生，努力了一个月，招回来5个学生。我们决定解散，把5个学生转让给合作伙伴，转让费1000块。

●创业时，赵岚去高校宣讲招生。讲述者供图

9月我联系了老领导，直接说“领导我机构倒闭了，现在找工作，能不能回来”。他做UI设计的，他说整个专业都被裁掉了，他5月份就走了。语气比较匆忙，就挂掉了。

接着我想到前同事，他去了千锋（另一家IT培训机构），是十多年的大品牌。行业不行，总有那么几个头部企业能撑着吧，我让他内推，结果他说别问了，教完这个班，他也招不到学生了。这个前同事本来教安卓开发的，结果那几年，安卓也好、苹果也好，都被前端干掉了。我以前是前端开发的组长，他从Java转到前端我还带过他。2019年以前，前端都发展很猛，没有一个人唱衰前端。

2012年，这个岗位还叫“切图仔”（对前端开发工程师的戏称），大家都觉得没前途。IT培训有鄙视链，后端看不起前端，前端看不起UI。网上流行“网站重构”的概念，当时门户网站很丑，密密麻麻全是字，丑不拉几的，网站重构就是让它界面设计更好看。前端负责的就是美化，我就向培训机构申请，这个一定有前景。

事实证明这步棋走对了，两年后我评上了“副主授”——老师梯段最高的位置，就我一个女老师。那时候还会接待很多来参观的学生，2017、2018年，最高峰的时候，前端开发教研组有10多个老师，10个班，几百名学生，其他小的教研组才两三个老师。

前端门槛低，一个月就能做网页，六个月整套都学会。只要你人长得称头（有精神）一点，平均工资都是六七千，很多学生没等到上完课就找到工作了，课程结束前半个月，就会看到今天少一个人，明天少一个人，最后结课就剩六七个人。每个人手上有三四个offer，谁工资高挑谁。

2019年之后就非常的卷。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刚刚用顺手，另一个技术又来了。都是在重复地去卷工具，可能语言就三种，但是辅助工具有几十种。这个公司需要这种工具，那个公司需要另一种。2015找工作，只要能把网页做好；2017的时候，要会工具；到2019要会三个工具。

行业太火爆了才会卷，我们都这样以为。身处其中会认为工资永远往上涨，跟股市一样，还会涨，还会涨，等到摔下来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是顶峰。疫情三年就像一个黑洞，它突然出现了，我们都预测不到。

2022年6月开始，我们学生就有一半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去福州，去台州，沿海地区或三四线城市，还有一点机会。年底的时候，20个人就只有5个找到工作，2023年我带的最后两个班，有两三个学得很好，按照以前，绝对拿七八千工资。毕业一两个月后，我问他们找工作没有？一个都没有就业。

前端不行，我又打电话给以前那些同事，做招生的，做HR的，或者是Java、后端，有点关系就打电话过去。一个教UI的女老师，结婚怀孕辞职之后，还来问过我招不招人，后来她去了一个小公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还有一个招生部的女老师，去龙泉驿区新开的美容美发学校当咨询老师了。

她给我推了一家农村的中职技校，我就去面试了。校长说，现在国家要求开这个专业，我们还没有机房，没有电脑，还说了一句，“我就搞不明白了，以前我们上课搁黑板都能上，现在为什么没有电脑就不能上课。”我一听就糟了，这学校也不能来了。

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一个办公组的老同事，他给我举例子：某某某，以前教三维的，现在教语文去了，某某某教历史、政治，要是我来了也得上这种课。他还有最后一个Java班，上完之后不再招生了。

我毕业那年是2006年，印象中，那一年《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写着一个大大的「你」字，还有一个电脑屏幕，风云人物是全体网民。那时候已经有平板电脑了，去电脑城配电脑人山人海，哪个地方人多，肯定这个行业就兴盛。我当时为什么选它，计算机它肯定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互联网像是洪水一样，完全是一次革命，我就是一个追随者，我们培养的学生也是。流行什么技术，我们就追什么技术，什么技术能找到工作，我们就掌握什么技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

我的教学很注重这一点。每个老师风格不同，有些老师讲段子，我会多讲一些行业现状，就业情况，讲企业现在需要什么技术，淘汰了的技术就不要学。像2013年，在QQ写「说说」，我发现诶怎么输了字之后一回车就会提交，就会讨论什么技术又出来了；像后来出现瀑布流，到手机验证码，都会讨论。

2017年网上流行程序员的梗，格子衬衣，秃头，背个电脑包，随时随地打开笔记本码代码，在相亲市场上也很受欢迎，工资高又老实。还有新闻提到有个程序员30岁就实现财富自由，退休了，那是最疯狂的时候。

我们培养的是「高中生程序员」——做服务员的、厂里打工的、工地搬砖的，都可以来学计算机，输送给中小厂，或者需要计算机人才的制造、生产企业，工资有六七千，找到工作后能在成都买房，扎根。

有一个农村女孩，没考上高中，去打工了一段时间，听别人介绍来学计算机，后来去了一家社区做数据统计工作，在成都结婚生孩子了。那年还有一个工资拿到9000的学生，最高纪录，就会被我们挂在宣传网站上，所有学生一看，就会觉得我也要好好学，争取和他一样。

●在赵岚所在机构成都分部的学生。讲述者供图

我们机构的校长，买几套房，开豪车，还有专车司机。这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顶级的人物。对于农村的孩子，能在城市扎根，买房买车，生儿育女，撑起一个家，也还算可以了。

我也是这样。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我爸把我当男孩子养，希望我在事业上有成就，我妈是乡镇医生，我爸做生意亏本了，家庭经济开支靠我妈。从小我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结果高考的时候没考好，丢了50分，调剂到了四川师范大学。

我读的专业叫“教育技术”，这个专业特地给中小学培养计算机老师，我们属于前几批学生，班上三四十个人全是调剂过来的。那时候女孩子连网吧都没进去过，完全对这个专业陌生，我去问老师能不能换专业，老师就说这个专业好，新兴专业计算机，以后是新行业，很好的发展前景。

学生都经不起老师忽悠，毕业的时候90%都去当了中小学老师。因为是教育学学位，一些计算机公司还不要你。但在IT培训机构，专业就对口了，既有教师资格证，又是教计算机的。我一说村里人都知道，就觉得我很厉害，我以后一定会挣很多钱，我爸妈会享福。

从2010年到2017年，学生不断增加，最高峰的时候40个班，3000多人。机构一开始在成都二环，后来搬到了双流建了个很大的学校，像一个中学，有教学楼，有宿舍楼，有操场，食堂什么都有。

老师开始一个人住一间，后来三个人住一间，上下铺住，因为学生越来越多，到了2013年学校实在装不下了，“你们都给我出去租房子”，给三四百的补贴。

我和丈夫也是在机构认识，2009年，他负责学校里的网络安全，就是管机房的，工资一千多。当时就希望找一个顾家的，体贴的，对他经济上没有要求，觉得自己能胜任家庭责任，是有这个自信的——2012年我工资四千多，我就在成都买了房，2014年评上“副主授”七千多，2017年工资就到一万一，当时成都平均工资五千。

那时候我给娃报兴趣班，画画、乒乓球、编程课。我丈夫也重新找到一个跨境电商的工作，工资五六千。我们也正式搬进了新房。可惜，当一切都在收缩的时候，你使劲吹的气只会反弹回来把自己呛着。

现在，我是成都一所民办中小学的计算机老师，负责5个年级的计算机课程，一个星期20节课。不教前端，不教Java，教的是怎么做PPT，怎么用word，怎么使用百度。或者安装打字通，教学生怎么打字，让他们玩扫雷，纸牌游戏，他们也有兴趣。

中小学要有情景化的学习，给五年级教3D打印的时候，不是用3D Max建模了，而是介绍三星堆的历史，考考他们，怎么用3D打印设计出一个三星堆的挂件。

哪个计算机老师在中小学都算副科老师，还要兼行政岗位的工作，要把学生的活动剪成视频，发到公众号、小红书、抖音，让学生老师转发点赞，发到家长群，活动邀请的海报也是我来做，每周国旗下讲话的PPT也是我做，还要负责值周。值周填表，点名填表，上课填表，每天用来备课的时间只能放到下班，有时会到凌晨。

第一周，我适应得不好，光顾着备课了，行政工作没到位，领导就批评，“这周的工作我们给你做了，下周不能这样了。”我才知道行政工作优先于备课。

上了两个星期后，我发现有一个班的机房投影是歪的，颜色还偏色，电脑也很慢，有一大半上课时间浪费在开机和关机上。我就去向领导申请把电脑更新一下，领导问我，“别人都能用，你就不能克服一下？”

●给小学生上课讲解三维物体。讲述者供图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去一所学校实习过，投影是歪的，电脑还是旧系统，学姐跟我说，我们来就是干杂事的，修电脑的。给我吓跑了。当时同寝室的两个同学，毕业后都去了中小学，那些年，她们还羡慕我工资高，现在，一个转做了英语老师，另一个负责管理信息技术，走上了领导岗。每天也是忙忙碌碌的，但胜在稳定。

去中小学的主意，就是领导岗的同学给我的启发。去年所有希望都破灭后，我也很紧张，不知道互联网的寒冬还会持续，还是又会稍微回暖一点。现在的风口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但我了解的同事们没有一个转到AI培训上的，像这些都是研究生学历起步，我们已经被市场淘汰。

还有几个月我就40了，很多中小学招聘是40岁以下，直接年龄给你卡掉。在应聘的一个月里，我把所有心思放在修改简历上，什么前端，Java，框架的专业术语全部砍掉，只剩三句话：做了10多年的计算机课程授课工作，外加为集团开发一些办公应用系统，还有对新老师的培养。重点突出会做PS海报，视频剪辑，少儿编程，这些都是中小学需要的，还强调自己很喜欢和小孩在一起，很适合中小学的学习节奏。这样才得到个机会。

年轻的时候也没感觉到稳定的重要性。2022年1月，我老公复发了脑瘤，两次大型手术，花了二十来万，我还向朋友借了4万，至今没还。

因为丈夫的病，这十多年没存下什么钱。2015年他复发了一次，我那时候工资高，给他治了，手术管了5年，2020年又复发，这次只管了2年，医生不建议做手术，现在每天要给他抽积液。家里缩减了一切开支，娃的兴趣班全砍掉了，也不买衣服不社交，但每月家庭开销也要7000。

我就躺在沙发上，不想收拾乱成狗窝的屋子，不想说话，不想陪娃，不想理老公，我只想一直这样躺着。之前看到过一个黑马培训的招聘，我去问HR招不招人，然后人家把这个岗位下架了。当时让我更加清楚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个行业我真的回不去了。

前两天，我们学校唯一的心理老师离职，来办手续，我就跟她聊。我们这个区去年关闭了两家私立小学，分流了200个学生来我们学校。出于这个考虑她辞职了。私立小学受冲击最快，再过几年，人少了，没有学生了，老师怎么办？要么就离开，要么就看能不能往编制里走，我又要面临这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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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巧丽

编辑 | 毛翊君

什么时候去把孩子的姓改了？争吵总在晚上9点后开始，丈夫先在卧室里询问，语气显得不经意。接着他罗列出理由：没面子；让别人觉得我吃软饭；我们家没有后代了。最后总结成一句质问——“全天下孩子都随父姓，为什么到你这儿就变了？”

九个多月来，这样的情形发生了不下9次，向佳记得。她不想退让，起初和丈夫讲道理，你有一半的权利，我也有一半的权利，不是必须跟你姓。后来她索性说，直接走下一步，就谈抚养权的问题。

去年8月，27岁的向佳生下一个儿子，姓氏成为三年婚姻生活中的第一个雷。结婚前，两家人约好了头胎不管男女都随母姓。上出生证明时，向佳用行动回应了丈夫——给儿子填了自己的姓。半个月后，丈夫开始说，公公婆婆当时撺掇他上男方的姓，而他是“尊重你，才想征求你的同意”。

吵得和缓时，丈夫和向佳坦言，儿子去做儿保、打预防针，感冒发烧，医生叫名字的时候，“叫一次，我心就要痛一次。”谈到抚养权，丈夫就放狠话，“一拍两散，房子是我的，车子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你自己走。”

在向佳的记忆中，她听到这番话，心里“咯噔了一下”。她反问丈夫，女人结婚干嘛？含辛茹苦把孩子生下来，挨了那么大的痛，最后分开了，除了身上那一道20厘米的刀口伤疤，什么痕迹都没有。丈夫沉默了，争吵没有结果，两人躺在悬挂着三幅结婚照的床上，各自睡去。

●刚恋爱时，向佳和丈夫去川西看雪山。讲述者供图

平日里，向佳总是怀疑，公婆在背后拉扯丈夫。丈夫有个哥哥，向佳坐月子期间，嫂子二胎流产，无法再生育，头胎又是个女儿；而向佳生产加重了血液病，出月子后经历了骨髓移植，怀孕的可能性只剩30%，“我有两个儿子，总不可能一个男孩都留不下吧。”她转述婆婆的说法。

两家人都在四川巴中。向佳出身农村，父亲做包工头，赚了些钱，但意外去世。丈夫家住城里，公公在房地产公司上班，早前赚了点钱，近几年因为项目烂尾发不出工资。商量结婚时，两家人坐在一起，向佳说，她提出了头胎随母姓的要求，丈夫点了头，旁边的叔叔说“无所谓，都可以”，公公婆婆没说话，向佳觉得他们默许了。

生下儿子后，向佳觉得丈夫和公婆的态度全变了，上出生证明那会儿，丈夫后面把改姓的手续、流程全都问一遍。那种背叛的感觉，像是自己被借走身体生下孩子，甚至是被“骗婚”了，公婆婚前的默许，或许意味着“不管了，我先诓一个再说。”她忍不住这样揣测。

丈夫比向佳大6岁，身高和向佳一样，1米62。相亲时，她穿了个四五公分高的靴子，见他第一眼就觉得“咋这么矮，年纪还大”。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这问题，向佳过不去这个坎。但丈夫追她时任劳任怨，周末想去哪里玩就开车带她去，拍照时她说不好看，他就一遍遍重拍，很快工资就交给她保管。

结婚前，公婆花35万首付给丈夫在成都买了房。后来听到向佳嫌房子太小，装修风格不喜欢，丈夫就把房子卖了，换了个130平的房子。首付160万，有140万是卖房子的钱，20万是向佳母亲出的，房本写了两个人的名字。这都是向佳认为“爱”的证明。

买房后，向佳觉得自己成了被指责的那个人。骨髓移植手术后，医生让她静养一年，她辞去工作，整天就只有卧室、客厅和厨房，妈妈也过来照顾。婆婆不高兴，说她妈妈在这里“称霸王”，“这是我们的房子，没有我们你们怎么买得起。”

手术期间，儿子被婆婆接到巴中老家照顾，某次视频，她发现婆婆给儿子取了另一个名字。她问怎么回事，婆婆解释说，神婆说原本的名字不好，这是特地求来的，寓意“大江大潮，长命百岁”。而她给儿子取的名字，在家里和外头，丈夫都从没叫过。

向佳某次问丈夫，这么强烈地想要把孩子的名字改过来，是不是因为他是个男孩？丈夫否认了，但向佳还是会想，“要是个女孩，就不会争了。”她记得，婚前提出随母姓的要求，丈夫整整消失了四天，然后才跟她保证，“我这一关算是过了。”而怀孕时，丈夫就开始希望是男孩，孩子一岁不到，他又想好要让他学武术，以后上国防大学。

在巴中老家，向佳的许多亲戚都会生二胎。她总结，第二胎是个女孩，夫家才会同意随母姓。她有亲戚头胎是女孩，二胎生了两个男孩，被允许其中一个随母姓。一个远方的表姐，生的老大是女儿，约定二胎随母姓，结果是个男孩，公婆也反悔了。

●向佳孩子的玩具。讲述者供图

一次，向佳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个案例，头胎是男孩，丈夫反悔随母姓，她觉得找到了相似的困境，留了个言说，“因为这件事，和丈夫互相都没有说下去的欲望了……我累了。” #母姓#冠母姓等七个热度过万的标签之下，有59位女性向家庭争取随母姓，大部分成功的条件离不开“二胎是女儿”，而儿子则需要面临矛盾、纠纷，最后三分之二的妻子选择妥协。

辽宁的张研发过个帖子，“我生了个儿子随母姓，争议很大？”引来了十多位妈妈的评论和私信。有人回应，“之前说好的二胎不管男孩女孩都和我姓，现在刚怀二胎不同意了，说男孩子必须和他姓，和我姓就可以打掉了，我现在都想离婚了……”

她们想要知道张研是怎么做的。据张研所述，她是家庭的付出方，丈夫是厨师，她开一家减肥店，“有时候一天赚的钱比他一个月还多”。2022年，丈夫失业在家一年，都是她负责赚钱养家，压力最大时得了抑郁症，每天吃药。孩子跟她姓，是她同意生孩子的条件。

丈夫的反悔来自于公公。公公发现小孩随张姓，要挟丈夫改姓，否则断绝父子关系。丈夫的爷爷甚至提议，要用钱换姓。丈夫的姑姑也打电话给她，“为丈夫着想，为孩子着想”。最后，张研父母都指责她任性，“别整那些特立独行的事儿”。经过这一遭，张研也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生孩子的工具”。

也有天津的宝爸在网上咨询张研，妻子家几代都是随母姓，他自己在父母离婚后，改成妈妈的姓，婚前承诺了孩子随母姓。但生了儿子后，他父亲过来问，能不能跟我姓？这又让他陷入两难。

作为男性，王尧觉得让孩子随父姓，是一种“孝顺的表现”。他父母从武汉农村到城里做鱼贩，后来开了一家生鲜店。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他被父母宠爱长大。小时候，大六岁的姐姐就负责带他，给他做饭洗衣服。姐姐只读到中专，父母希望他尽量读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

他听说，在他之前还有个哥哥，和人打架去世，父母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健康、平安。他去溜冰场、游戏室、网吧都要和长辈汇报，玩水果机还被父亲打了一顿。在他即将结婚时，父母告诉他，家中有多少积蓄，其中有多少是为你攒的娶媳妇钱。

婚姻是从校园恋爱走过来的，妻子是独生女，提出二胎随母姓的要求时，王尧特地上网搜了下情况，发现只有一些刻板印象造成的误会，例如有人说只有入赘才会随母姓，也有人说只有离异家庭的孩子才随母姓。那时他想，这些代价也没什么，“如果有人问起，简单解释一下就行。”

问题出现在“经济付出的不对等”。婚前，妻子家买了套市中心的房，150平，想让王尧出100多万尾款作彩礼，但王尧家没有那么多钱，拒绝了。为此，王尧父母出了20多万装修费，又买了一辆20万左右的BBA（奔驰、宝马、奥迪）入门车型，再加一套拆迁房作为婚房。

然而，妻子家在农村老家有一家粮食企业，她父亲也在里面工作，对标他们周围人的婚姻，妻子家都认为“20多万装修费不算彩礼，就算是彩礼，也不算高”。怀孕5个月时，妻子又提出头胎随母姓，以此弥补这些经济上的“亏欠”。王尧拒绝了这个要求。

去年10月底，妻子生下儿子，娘家人就声称，随父姓是不可能的，生孩子压力大，也不会再考虑第二胎。王尧一下子懵了，他事后才知道，妻子的提议被他否决后，她娘家人去找了他父亲，要求头胎随母姓，父亲说了一句“不管跟谁姓，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对方以为父亲答应了。

实际上，王尧的父亲能接受二胎随母姓，已经是底线。从父亲到他，这支香火全靠独苗延续。父亲对孙子期望很大，常会念叨“这些以后都是给我孙子的”之类的话。成为丈夫后，王尧也觉得，孩子随父姓，意味着责任感，会是一种对家庭付出的动力。

父亲为此睡不着觉，母亲每天至少打一个电话给他，王尧只好三次开车300公里去妻子老家。据他描述，老丈人酗酒，第一次情绪激动，两人没法理性沟通，第二次，老丈人索性直接跑了，他在后头追。第三次，王尧摆出了很多证据，证明自己的父亲不可能答应，老丈人松口了，结果第二天又反悔了。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妻子家也有很多理由，比如“这个事情已经在我们当地已经传开了，我们没有面子”，或者“当地就是有习俗把外公外婆也叫爷爷奶奶”，还有“其他有钱的男性，也答应了妻子随母姓，为什么你不行？”他们提供的解决方式是，要么两家人各叫各的姓，要么男方花钱买姓，至少20万。

王尧怀疑，妻子的家人就是把他当“倒插门”的。他做编导工作，年薪25-30万，妻子是老师，收入比他大概低10万。妻子的房子在市中心，离她工作单位开车10分钟，他们就住在了这里，但王尧上班得坐1小时地铁。因为孩子的姓名，王尧说自己情绪受到影响，把之前的气都撒在了妻子身上。

他觉得妻子之前站在他这一边，但后来逃避了和她爸沟通的责任。妻子也反击，指责他对她生活和情绪上的忽视。坐完月子，妻子不满意王尧母亲的照顾，让自己妈过来照顾，王尧待在家难受，要去书店坐到晚上九、十点，等家人都休息了再回去。

去年12月，出月子后不久，他和妻子去了一趟民政局。调解员说，没多大点事，回去好好过日子吧。他们又回去了。但硝烟并没有终止，双方父母彻底“撕破脸”了——妻子家人说，你们没怎么付出，没有资格去要这个姓。王尧父母则把支出一项项摆出来。最后只剩下谩骂。

王尧现在才明白，“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和结婚前一样，王尧再次上网搜有没有和自己相似的情况，这次是找一找解决方式。他发现，发帖的大部分是女性，男性都散布在评论区里，确实和他相似——怀疑被娘家人当作上门女婿，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尊重。“这种无理要求要是答应了，往后只会被骑在身上，长痛不如短痛。”他也留言道。

2021年，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发现，一个家庭中，妻子没有兄弟，而丈夫还有兄弟时，更可能发生随母姓，是“（女方）家庭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为实现传宗接代而采取的策略”。这一调研基于1986-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但许琪发现该策略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近几年随母姓比例的增高，更可能与1980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

许多争取随母姓的女性，根本原因还是在上一辈的要求。一位河北妈妈就提到，她父亲是公务员，之前计划生育抓得严，家里就她一个女孩，家族同辈里也没男性。她的奶奶直接把延续香火的压力，传递到了她身上。

向佳父亲在当地做包工头，后来意外坠楼，墓碑上刻向佳和姐姐名字时，家族的人说，到她们这儿要断代了。“我把你当儿子养。”母亲在向佳面前总念叨这话。在向佳之后，母亲本还有一个孩子，但三四个月的时候意外流产。向佳记得，母亲对儿子一直有执念，她高一时母亲试过试管，因为年纪太大没成。

父亲去世时，向佳姐姐已经去成都读大学，为了陪母亲，向佳从市里的中学调到镇里。高考结束，她也不想离家太远，大学录取分数比自己的分数低了100分，她只想早点出来挣钱，“父亲这个事情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

向佳身体不好，被查出贫血后，她休学治疗了一整年，花了几十万，都是母亲在照顾她。家里人都觉得，她以后不能嫁太远，最好是楼上楼下，对她的唯一要求，就是找个上门女婿。

大学时，有个男生追了她三年，她一直不敢同意，后来她和他坦白了母亲的要求，之后他再也没联系她。她试着反抗母亲，但母亲说她没有其他要求，就这一个——如果不把你留在家里，我们家的财产相当于拱手让人。

在向佳结婚之前，姐姐也向夫家争取过随母姓。母亲不满意这段自由恋爱，觉得姐夫长得黑，家境也一般，还比姐姐大7岁。结婚时，母亲说，如果实在感情好，孩子就随母姓。当时姐夫的弟弟已经有了孩子，觉得无所谓。但生下男孩后，姐姐的争取还是失败了。之后，母亲的希望就寄托在向佳身上。

母亲强势，父亲去世后，向佳觉得她更习惯用心理暗示来绑架自己，比如“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有时也会示弱——“我错在没有事先问清楚，你和姐姐谁愿意留家里，就擅自做主留你，原来你不愿意留家里。”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反抗无效，这还是她身上的担子。毕竟她有亏欠，觉得因为给自己治病，家里走了下坡路。和丈夫相亲时，母亲倒是没有意见。知道丈夫答应头胎随母姓，母亲连说要给男方彩礼，但丈夫家拒绝了上门女婿的要求，还是出了8万彩礼，向佳母亲拿出了6万嫁妆。

婆家反悔要改姓之后，向佳母亲也觉得受到了欺骗。结婚时答应好好的，如果现在改过来，面子往哪里搁？然而，看到女儿的争吵，她又劝，不要因为现实的问题把家庭闹散。最后说，不要这个姓了，就跟他们姓吧。但向佳不愿意了——

经过这一遭，她想不明白两性在婚育上的付出与权力平衡。“很多时候就觉得矛盾，但又不说不出来具体，因为所有人都这样。”

学者曹丽娟曾对江苏昆山5对产生姓氏之争的夫妻进行访谈。她了解到，为了缓和矛盾，许多夫妻采取的解决方式是生二胎，使用复合姓氏，或取两个名字等，“这种争论没有章法可循，只能根据人伦情理进行协调。”

比起争取随母性，更多妻子还是在意婚姻。在社交平台发帖的张研遇到过妥协的人，一位宝妈听到丈夫保证会对她好，把孩子姓氏改回了父姓，但之后，孩子仍旧是女方父母在带，丈夫一直让妻子“体谅”。而作为男性，王尧则不肯妥协，快五个月了，孩子仍旧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户口。

●妥协又后悔的宝妈。讲述者供图

离婚的念头闪过很多次，这是向佳最后的办法。1月底，她找了律师咨询。对方说，孩子两岁以前，都会判给母亲。但也劝她，这是一件小事，不必走到这一步。

过往九个多月里，她意识到自己被两方拉扯，既要满足婆家的希望，又要弥补母亲的遗憾。和母亲谈到离婚问题，母亲转换了态度，要她最好把孩子的抚养权争取过来。她怀疑母亲仍旧放不下私欲，而自己的孩子，只是母亲延续香火的“下策”。

那时，孩子在婆婆的巴中老家。趁丈夫回老家去参加朋友婚礼，她也一起回去，与婆婆谈判。婆婆的反应很大，让向佳为她考虑，“你嫂子身体也一般，以后不会再催她就去要二胎，你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养一个孩子就可以了，你要为我们想一下，为做父母的想一下，我肯定还是想要留一个后……”向佳又觉得，孩子变成了婆婆的归属品。

她还想过去试管，甚至代孕，生个二胎，但最后发现这一切都没什么意义——“没办法靠一个孩子来实现你的价值。” 妥协来得毫无预兆。2月底，为了这事，向佳的母亲和婆婆都跑到成都，还没吵出所以然，小孩突然得了支气管炎。两家搁置了争议，去医院伺候起“孙子”来。

那时，向佳也感染了支原体肺炎，去医院复查，医生说使用的一些化疗药物，还是对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姐姐出面劝她，给孩子改回夫姓吧，也别想二胎了。她说，自己已经有了生二胎的计划，和姐夫商量好，这次随母姓——“相当于她替我把我们家的任务完成了。”

之后，丈夫又重提改姓，向佳没再放什么“拿离婚证去改”之类的狠话，她让丈夫再想一个名字。向佳觉得，自己是因为身体而做出的妥协。那时，她加过的一位病友和她说，自己怀孕6个月查出血液病，孩子打掉了，丈夫也让她滚。而向佳做骨髓移植的30万是丈夫出的。

向佳丈夫后来说，儿子周岁再去改姓，新的名字，还是留下后两个字，就把姓改了。她没有意见。咨询过的离婚律师来问她，最近怎么样？她也不再回复。

小孩已经9个半月了，长了七颗牙，文静不吵闹，生病的时候也只会一直让人抱着。丈夫性格急躁，所有人都说无论样貌和性格，都像向佳多一些。她想，未来的某个时刻，要跟儿子说，他曾经跟妈妈姓了一年。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1]许琪，《随父姓、随母姓还是新复姓: 中国的姓氏变革与原因分析( 1986-2005)》。

[2]曹丽娟，《“80后”婚姻中的姓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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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这个月，在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我们见到了一位这样的女律师。她叫徐维华，今年74岁，曾在妇联工作过，为妇女权益奋斗了大半辈子。她留着短头发，说话中气十足，是那种你一见到她，就愿意把自己受到的伤害、不公的待遇讲述给她的律师，你相信她会尽全力为你讨得公正。

徐维华 ©徐维华

上世纪80年代初，她在全国妇联的法律顾问处工作，为那些因家暴而反杀丈夫的女性奔走，她反复地向法官建议：她们遭受了家暴，她们受尽了屈辱，请慎重判处死刑。

当时，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已经出台，但里面对家暴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救助措施，法律界、公安系统，乃至整个社会都对家庭暴力缺乏认知。因此，大多数时候，徐维华的努力都失败了，“很多法官只看到一条线，就是被告对被害人施加了暴力，其他的他是看不见的。”

1995年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是个转折点，和许多妇女工作者一样，徐维华真正了解到，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它应该由公权力介入，也需要单独立法。

随后，家庭暴力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地方性法规之中：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中国出台的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文件。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并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和加害人的法律责任。

2012年，《反家庭暴力法》被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并付诸实施。也是这一年，在四川，遭受家庭暴力后杀死了丈夫的李彦被省高院二审判为死刑，并上报到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因为时间点特殊，这个案子进入了公共视野。有社会各界人士公开签署呼吁书，紧急呼吁最高法“刀下留人”。也有女性发起名为“我不要成为下一个李彦”的行为艺术。

李彦的死刑被最高法发回重审。徐维华和郭建梅一起成了李彦的代理律师，她们会见李彦，走访了当地的妇联和社区，重新搜集了李彦曾遭受家庭暴力的证据。重审法庭上，在男方亲属此起彼伏的辱骂声中，徐维华让李彦举起她曾被丈夫割断的手指，“我说你举着不要放，让大家看。”

辱骂声沉默了。

2015年，李彦案判决由死刑改为死缓。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说，身为女性，徐维华为维护女性权益所做的努力，正好契合了一代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契合了不以性别，区分公平正义的时代呼声。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个健康社会，从上到下合力的结果。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那些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又或者无伤大雅的观念、行为，正在经受拷问。表现在法律上，则是徐维华努力为之辩护的女性，她们的痛苦、无奈和伤痕也终于不再被遮蔽。

八年后，徐维华仍在工作。目前，国家对于律师从业年龄没有限制，徐维华觉得，只要自己还思路清晰，讲出来的话站得住脚，论证过程能做到有理有据，她就会继续站在法庭上，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女性辩护下去，今年初，她还曾代理我们报道过的出嫁女周宇的案子，“就觉得作为法律人，为妇女事业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体现作为法律人的一点价值。”

上世纪九十年代，家暴作为一个主要的妇女问题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当时我在全国妇联的法律顾问处工作。

当时刑法将家庭暴力（包括轻伤、重伤致人死亡）作为“虐待罪”规定，并常常被当作家庭矛盾、夫妻纠纷等私事，《妇女权益保障法》里也没有对家暴的定义和救助措施等。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被安排在一个维护妇女权益的论坛做秘书长。在这个论坛上，我第一次听说了“家庭暴力”的说法，知道那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需要公权力介入，也应该进行专门的立法。也第一次知道了婚内强奸，当时觉得很前卫，因为它毕竟是在婚姻合法外衣的保护下的。

她突然拉开灯，发觉不是她老公，那个男的也吓得要死，啪的滚到床底下就跪下了，说她老公跟他们一块赌博赌输了，用老婆来作为赌资。他说这是经过你老公同意的。但是老公同意我不同意啊，凭什么这么来？

她非常愤怒，第二天悄悄准备了剪刀放在枕头底下，这就是冥冥中间的安排，下一次晚上回来，要跟她发生关系的就是她老公，但是她啪一下拿剪刀就捅过去了，捅的就是她老公，失血过多死了。

当时这个案子一审说故意杀人，后果严重，影响恶劣，判了死刑。有一些审判员不同意。女孩家属向省高法上诉，也向妇联反映，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要救救这个人。这个女孩子已经受尽了侮辱，这种情况下指控他强奸都可以对吧？女孩子要维护自己的人身权、人格权，我实施的是自卫，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接到其亲属给妇联的求助信和材料，分别转给河北省高院刑庭、最高法刑庭。死刑要最高法院核准，本着保护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目的，分清该女孩“以暴制暴”，是在其夫首先同意他人强奸自己妻子，他的行为事实上构成与他人共同强奸妻子的犯罪，当时我认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最高法院应当会认真对待，一定不会轻易核准对女孩的死刑。

我打电话联系最高法院刑庭，郑重说明案件的情况和特殊性，提出依法对女孩不判处死刑。接电话的庭长，答应得很好，说这是最高院对本案所进行的第二次审核，我们一定会慎重，严格把关。我们也很放心。但待我从香港参加一个会议回来后一段时间，再联系他们，得知女孩已被执行死刑。内心充斥着悲痛、哀伤，很长时间都觉得我没有能够挽回女孩的生命。

那么年轻的生命，在受尽了被强奸的侮辱，在丈夫再次对她进行性侵害时（因为其不能接受其夫的性行为），她反抗丈夫的侵害，行使的是保卫自己性自由、性尊严的正当、合法的权利，却被判处了死刑。

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让人感觉不可以接受，也最不能接受的案子。这个案子真的让我憋着情绪，即便反家暴法的出台与实施，都无法释怀。

那天清早男的翻过院墙进到她们的房间，就要跟她发生关系，女的说我已经跟你离婚了，我没这个义务，在这个过程中，东北冬天不是生炉子，女的用火钩子，就那种小铁棍，一下子打过去把他打昏了，后来在做笔录的时候，女孩子说，我一看他还有点鼻息，我就把他打死了。

就这样，被判故意杀人。但我总觉得这跟别的杀人案件不一样，对不对？这个男的向女的要钱，还打她，揪她头发，她肯定要挣扎，要反抗啊。我已经跟你离婚了，我保护我自己的性权利，这是任何法律都应当给予保护的啊。我们对这个案子的工作过程，也跟河北的那个案子一样，最后还是女孩被判处死刑，留下了一个可怜的孩子。

有一个案子，争取的结果还可以。是浙江有个女性，她老公在外是派出所所长，但是在家一分钱都不给她花，对下岗的妻子，长期实施冷暴力，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暴打老婆，打人时还拽着她的头发往他家阳台的水泥栏杆上撞。女儿说，他们家的水泥柱上，留下了母亲的斑斑血迹，丝丝头发。后来女的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在外面雇了几个临时工人，想教训一下她老公。

这几个人问打坏了怎么办？老婆就说，那算我的。结果打得太厉害了，失血过多，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这个案子后来有100多个签名，要求严惩这个女性。她的弟弟急了，跑来北京向我们求助。我就联系了媒体，写了内参，后来这个案子判了死缓。

大部分的案子，我们试图“刀下留人”都失败了。很多法官只看到一条线，就是被告对被害人施加了暴力，其他的他是看不见的。

从妇联退休后，我在郭建梅老师创办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现在的千千律师事务所，帮助做些法律援助与服务工作。

郭建梅是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她曾和徐维华在妇联做过同事，是多年的朋友，也是战友。郭建梅曾在杂志社工作，在采访1995年的第四届妇女大会时，受会议上一场主题为“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的演讲感召，几个月后，她就辞职，开始免费为弱势女性群体代理案件。

在千千所，我们代理过几起“以暴制暴”的案子，其中就有李彦案。这个案子的审判期间恰逢《反家庭暴力法》的酝酿期间，所以很典型，也在当时得到过社会各界的推动。

李彦在谭某盖房子的工地里弄了一个小卖部，里边卖点方便面，炸火腿肠之类的。那天晚上有一个工人来买方便面，李彦很好心，给人家烧了开水，让他泡面，暖和一点。

谭某看见就发疯了，觉得李彦在勾引别人。那天晚上他拿了几粒花生米放在窗户旁边，李彦在洗碗的时候，他就拿自己的火枪瞄花生米，说我一枪撂死你。李彦很害怕，谭某拿着火枪枪托一下就扎在李彦的脚趾盖上，把她的脚趾盖给翻开了。

在这种钻心的疼痛下，李彦觉得日子没法过了，离婚没成，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争执中她拿着枪管就把谭某敲晕了，后来她越想越害怕，就给谭某打死了，并对尸体进行分尸。

李彦

案发是2010年，2011年8月资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定李彦犯故意杀人罪。（注：法院认为李彦向派出所、妇联反映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登记，都是她独自反映，没得到谭某的印证，因而，家庭暴力的证据不足。）一年后的二审维持了原判。

李彦的弟弟到北京求助，跑了很多律师事务所，没有人接，他已经非常灰心，买好回四川的机票了。后来他在报纸上看到千千代理过一个类似的案件，就给我们打电话，接电话的同事一听，就说，这个案子的量刑重了。那边李彦弟弟一听有救了，有希望了，他说我马上到你那边咨询一下行吗？

他第二天过来了。郭建梅老师听完，觉得应当接受该案，她决定她和我一起为李彦案件辩护。在李彦由最高院进行死刑复核的阶段，案件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与重视，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人大代表都为此发声，这为我们进入案件辩护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同时，我们也到四川李彦生活、工作、案件发生的地方，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掌握了新的证据和事实，为做好辩护奠定了基础。

当我们会见李彦时，她状态还可以，没有很颓废，有求生愿望，表达问题很清楚，事实说得很明白，她的感受也谈得很深刻、很感人。李彦在婚内一直遭受的暴力与虐待。她常常被烟头烫，被不锈钢衣架打，甚至在做完刮宫手术的当晚也被强迫发生性关系。烟头烫在身上时，谭某就威逼她对外人撒谎，是做菜的油炸到了。她曾很隐晦地告诉社区干部，她的阴私部位有伤，但是没人在意，也没有人施以援手。

11月，二审重新开庭，我认为此次重审，事关李彦是否能够重生，是否能够争取一丝希望，是否能够打动法官，作为辩护人，必须敏锐，临场不乱，针锋相对，为李彦争取所能争取的机会，用证据改变对李彦的不利指控，全神贯注地为李彦的新生拼一把。

当向法庭展示李彦被家暴伤害时，我请求审判长给与李彦出示受伤害部位证据的机会，经审判长同意，我跟李彦说，请将你的手举起来，给大家看看，你手上的那个断指，是怎么回事，向审判长、向法庭说一说，不要遗漏。李彦高高地举起她断指的手，开始向法庭讲述断指的情况与过程。

有朋友告知李彦，发现谭某在一个私密场所密会一个女人。李彦到那个地方，找到谭某。回家后，谭某问她，刚才你是用哪个手指指着那个女人的？李彦说，是左手。他再问，是哪个指头。李彦伸出了左手中指。谭某站在李彦的左侧，右手拿起菜刀，一刀把她左中指剁掉一节。对外人，李彦说手指是她不小心在切肉时自己砍断的。

本来法庭上有好多谭某的亲戚朋友，一直在说方言，后来审判长告诉我是他们在用很难听的话辱骂我，我想反正听不懂，任他们骂去又何妨。李彦把手指举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都没了。我跟李彦说，“你举着不要放，让大家看清楚。”

但凡过得下去，她不会做成这样子，她实在是忍无可忍。当然对于被害人的逝去我们表示歉意，作为一个生命，任何人无权去剥夺对吧？但是在这个案件中间，他既是一个受害人，又是加害人。

针对侮辱尸体的指控，我们认为这是李彦逃避的一种手段，她没有主观想要侮辱，她只是想要去逃避。我们希望司法部门能慎重考虑量刑。

2015年2月，终审判决书称，李彦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有的人都为此感到庆幸，深感挽救了一条生命，反家暴同样成为审判员守护妇女的一条的利器。

体现咱作为人的一点价值

1971年我参加工作，在公安系统，几年后被调去妇联做党政工作，当时觉得妇联的工作婆婆妈妈的，我也没到妇女的年龄，和妇女也没什么联系。

1977年，我被推荐上了大学，学的是法律。毕业那会，全国各个院校法学教学人员青黄不接，迫切地需要一些年轻教师，我就被分配到杭州大学教法律系刑法室。当时正赶上全国恢复刑事案件辩护制度的时间点，各地成立了法律顾问处，那时候还不叫律师，叫法律顾问。

©徐维华

我作为法律顾问参与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为一个女性被告辩护，她长期被人在道德上污蔑，把对方给杀了。开庭在萧山的一个大会堂里，有一万多人旁听，还有人扒在窗户上看。我很紧张，因为不知道辩护的流程是什么，觉得这条人命压在我的肩上，我背负着这个责任。

最后这个案件判决有变轻。本来是要把这个女的死刑立即执行，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辩，最后判处了死刑，但没有立即执行。

两年后，我去浙江的监狱办事，当时正在和管教聊天，很多犯人刚吃完饭，在劳动，一下子就遇到了这个姑娘。现在搞不好她已经出狱了，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再后来，全国妇联成立了法律顾问处，这时候对妇联没那么抗拒了，觉得用法律维护妇女权益是个很好的事情。

1985年，律师制度已经很成熟了，我有案件辩护、代理的经历和经验，经北京市司法局申批同意，获得了律师资格。我的律师证序号是822号。

到了妇联以后，八十年代妇联最关注的妇女问题是拐卖，主要工作是与公安部联合，制止拐卖，还有参与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那时候就和建梅一起。

我们从1984年开始酝酿、起草《妇女权益保障法》，经过数年的调查研讨，到91年出台，我们请专家，跟全国人大立法调研，反复修改用了6年多时间，我很有成就感。我们能做的事情，当然只能是自己职权之内的事情，我也不能挽救全人类，是吧？

而且法律不仅仅保护的是妇女的人身权利和家庭权利，还要保护她们政治上的参与权、话语权，这也特别重要，在单位里，女性参与领导岗位应该有相应的比例，这是不能回避的。

经济权利主要是同工同酬，然后比如说提拔，参加培训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中的权利，也应该跟男职工一样。女性受教育的权利，现在你看女孩子上学就成了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

在妇联工作到后期，会有种无力感，努力得多，投入得多，结果总是和自己的期待不一样。54岁，我提前退休了。

©徐维华

在公安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能在那服务一辈子，就很高兴了，当老师，我也觉得能当一辈子，根本没想到后来去做律师。工作把你像大浪淘沙一样弄到各种地方，已经走完了人生的大半辈子。

退休后本来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结果建梅就问我，要不来我这？我没犹豫就来了，就觉得作为法律人，为妇女事业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体现咱作为人的一点价值。反正我这人当不了官，挣不了什么大钱。

李彦案之后，我们本来以为类似的案件都会从轻量刑，但是结果也没有那么乐观，很多案子的判决还是很机械。我觉得法律虽然是冰冷的条文，但是执行法律的人你是有热血的身躯，你的理解赋予没有生命、冰冷的法条以生命，案件背后有更深层的家庭暴力的问题，可能别人看不见，但你能够用你的眼睛去看见，为什么不去做呢？

这两年我还为不少“出嫁女”辩护，有一个湖北的案子，我和建梅去找市委书记，我说女性的土地权益问题不解决，当地的官员是不是尽到了责任？村里的村支书（在出嫁女问题上）搞公投，那公投不都是男性多吗？好意思吗？

律师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我的观点还站得住脚，论证过程中没有胡言乱语，我表达的东西还能被别人接受，就还可以继续。

我经常会想起河北那个被判死刑的姑娘，怎么想起来的不知道，现在一说那就想起来，或者哪天有人来反映类似的情况，又会想起来。会想如果一切不一样的话，这个姑娘现在可能有一个很美满的生活。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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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一然‍‍

视频剪辑 | 张歆玥

谎言

人生有大半，李海玉都活在一个“谎言”里——

1992年12月底，家里唯一的男孩，李海玉9岁的弟弟失踪了。在这一年，父母带着三姐和弟弟，从湖南邵阳老家到广东湛江做生意，承包了一片橘子园。一个矮个子、方脸的年轻人偶然来到橘子园，称自己也是湖南人，叫易某青，21岁，和父亲吵架后离家出走，正在找工作。李海玉的父亲将他留下来，看守橘子园。

易某青一度和李家走得很近。但没多久，他们因为大约40元工资发生争吵。双方没谈拢，爆发了肢体冲突。临走时，易某青放下一句狠话，要让李家断子绝孙。

两天后，学校老师找到家里，询问弟弟何时返校。那时弟弟上学离家远，一直寄宿在老师家。但按学校说法，几天前易某青接走了弟弟，再没回来过。李海玉的父母当即报了警，发动身边亲戚朋友一同寻找，橘子园、水塘、车站都找遍了，没有结果。因为担心留在老家的其他孩子，母亲先回了湖南，父亲在湛江继续寻找。

2024年3月，山里接连下了几场雨，天气湿寒，李海玉边烤着炭火边回忆，这个家似乎从那时起就不一样了——待在老家的李海玉、母亲和小妹知道的事情版本是，弟弟遭人拐卖了。

父亲不做生意了，频繁离家，“每次他一听到哪里有易某青的消息，就赶快过去。有一次在海南打工还不要工资，管吃管住就行，就是想找人。”母亲起初也外出找过人，最远去过贵州，但很快只能被迫留在家里，李海玉说，“爸爸已经不管家里，妈妈还要养家。”

●李海玉站在家门口。李晓芳 摄

1997年，李海玉也到了广东打工，讨生活的同时，她也在留意弟弟的踪迹。她去过很多地方，云南、福建、浙江，和父亲一样，“有消息就过去。”没钱时她睡过公园的长凳，膝盖似乎也因此落下风湿的毛病，阴天就酸疼。最危险的一次，她说自己曾差点遭遇拐卖，有人声称知道弟弟的下落，她跟过去才发现，对方是要把她卖给别人当媳妇，她趁晚上从二楼窗户跳下来跑了。

家里几个姐妹也打听过易某青的踪迹，但陆续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顾不过来，慢慢都放弃了。“后来家都已经不是家了。”李海玉说。妈妈埋怨爸爸当初为什么要外出做生意，姐姐们也抱怨为什么会将弟弟弄丢了，“我们全家没有再一起吃过一顿饭。”

2014年父亲因病去世，床前只有李海玉一人。父亲给了她一封遗书，满满当当写了三四页纸，她贴身带着，但一次不慎，遗书在洗衣机里搅烂了。但她还记得父亲在遗书里交待的内容，“他写1992年12月30日前后，易某青从学校把我弟弟带出去。他还跟我说了易某青的样子，不高，脸有一点胖。”里面还有一句最重要的话，“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

“我以为爸爸说的是要把那个人找到，就像抓人贩子那样，然后可以把弟弟带回来。”李海玉的声音渐渐低下来。空荡、湿冷的客厅许久没有声音。

在又一段漫长的追踪后，2020年，李海玉给湛江警方提供了线索，易某青被捕。追寻23年了，李海玉很难形容那一刻的感觉，有激动，有忐忑。最强烈的念头是，她说，这次弟弟可以回家了。

弟弟

弟弟。李海玉声音忍不住放轻缓，脸上浮起笑容。她今年47岁，个子娇小，有一张线条偏硬朗的圆脸，因为在短视频上看到一位疑似非正常死亡的男孩，她愤怒地剃了个寸头。但一笑起来，神情又像小女孩，“如果弟弟在的话，我们真的会很幸福。”

弟弟是一家人求了很久才得来的孩子。母亲王满妹18岁时嫁给父亲，接连生了五个女儿，李海玉排行第四。在湖南新宁县向阳村，许多人还记得李海玉的父亲，聪明、能干，还敢闯，是当时村里第一个出去做生意的人。李家当时的经济实力在村里是排得上号的，父亲做木工，在老家开了家具厂，母亲当过村医，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

但即便如此，他们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因为没有儿子，有人在背后说李家是“绝户头”，断子绝孙的意思。奶奶特地到庙里求菩萨，“败家子也行。”王满妹35岁时，终于生下一个儿子，交了500元罚款。

在李海玉的记忆里，弟弟的出生是她体会到幸福的开始。“没有生我弟弟的时候，我爸爸对我们好像也不太好。”那时父母常常吵架，爸爸对妈妈动过手。自从有了弟弟，李海玉记得，爸爸经常笑。

她小时候是个喜欢撒娇的女孩，闹着要坐爸爸大腿上，但爸爸总是躲开，很快就会把她抱下去。可是有了弟弟后，“我想揪他耳朵就揪，挖他鼻孔就挖，我爸爸从来不反对。”她仰起脸，又露出小女孩一样天真的笑容。

家里一切似乎都因为弟弟变得越来越好。父母买了三台碾米机，出租给村里人，客人来来往往，每天都是热闹的。妈妈会给弟弟买些果冻一类的零食，她和姐姐、妹妹有时也能吃上。

她还记得的大部分童年记忆都是和弟弟相关的，和其他姐妹相比，她也更愿意带着小6岁的弟弟出门玩耍。有时李海玉和村里小孩吵架，或者放牛时差点被撞倒，弟弟都会站到她身前，张开手臂保护她，“没有人敢欺负我。”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向阳村，李海玉家门口的菜地和山坡。李晓芳 摄

可是弟弟丢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爸爸越来越失魂落魄，一问起弟弟，他就哭，一个人躲进房间，跟谁也不说话。她有时还能想起那扇似乎永远紧闭的房门。妈妈一边干活赚钱，一边担心弟弟，身体很快就垮了，一年能去乡村医务室几十次，也很难再仔细照料剩下的孩子们。

唯一还能让李海玉感觉到爱的是，爸爸给她留下的猪皮。她从小爱吃猪皮，爸爸每次就会把瘦肉吃掉，猪皮放她碗里。其她姐妹嫌弃，她却很开心。“弟弟不在了，他还会给我留猪皮。”

“我小时候觉得我好像没有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李海玉低着头，机械地搓着因为劳作肿大的指关节，“因为本来是有爸爸妈妈的疼爱，突然没有了。”

20多岁，她有了第一段感情。那时她去探望出嫁的姐姐，同村一个男人拉着她喝酒，她说自己被灌醉了，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和男人发生了关系。回家后她不敢告诉任何人，连父母也没说，“很丢人呐。”她只能跟了男人，没有领结婚证。但那人很快开始打她，把其他女人带回家。她受不了，跑回了家。

村里有人给她说媒，她没怎么挑男方的条件、人品，很快就结婚了，“没有办法，当时经常有人对我指指点点，我受不了。”她羞愧得像是自己做错了事。但这任丈夫很快也开始动手打她。一个晚上，她下定决心离开。她说再不走，自己可能会死在那个家里。

她想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只能认为是家里没有人，自己才会被肆无忌惮地欺负。李海玉说，村里结婚有个“拦轿”风俗，女方出娘家门，家里的兄弟要拦在轿子前，到了男方家，也要拦着不让下轿，这是告诉男方，自家姐妹是有人撑腰的。“我们家这些姐妹结婚，就没有人送亲。”这似乎是一个预示，其他姐妹的婚姻都谈不上幸福，被家暴、欠债，陷在漩涡里抽不出身。

她认为找回弟弟或许能结束一切不如意，“弟弟是我唯一的希望。找到弟弟了，我家就回归到以前那种生活了。”

遗书与真相

邵阳市新宁县向阳村藏在山里。两三层高的红砖小楼房立在山脚，种着油菜花和水稻的田地也挨着山铺开，同一个村子的屋子相隔几百米，但互相望不见，中间是连绵的山头和浓重的雾气。

在这一片开了十几年车的司机说，过去村里没有通公路，山路陡峭，曾经有辆大巴坠毁。每逢雨雪，他们更不愿意走这条道，“全是泥。”乡村闭塞，山多，耕地却少，工业也少，一直到2020年，新宁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这里几乎每家都有儿子，一位村民说，过去计划生育管得严，家家都被罚过款，牵过牛，或者掀过屋顶。村里除了李海玉一家，还有一户人家也只有三个女儿，但她们经济条件好，招了个上门女婿。“没有儿子，你家里就没有人。”

村庄有自己运作的规则。比如土地，每个孩子最开始都能占到份额，但女儿嫁人后，名下土地要么转给家里兄弟，要么归村里公有。李海玉说，父亲去世后，“我家好多地被占了，他们还骂我家绝户。”她恨，却没有办法。

过去，自家的房子是村里盖得最大的。李海玉说，村里的小学有时会找父亲借地方，“四个教室的学生，我们家都能装下。”但现在，老屋被认定为危房，瓦片残破，窗户漏风，也只拿胶带用硬纸板封上。

在李海玉看来，有儿子的人家，地越来越多，房子越建越大。没儿子的，伶仃得可怜。

离婚后，大约2008年，她和妹妹在广州开了间理发店谋生。有时遇到湖南口音的顾客，她就向人家打听易某青。有人说，他已经死在外地了。她便专心联系“宝贝回家”等各种寻人网站，认识了不少打拐志愿者，但依旧没有弟弟的下落。她一度灰心。

直到2012年，另一位湖南顾客告诉她，他和易某青一个村子的，易没死，在外地当老板了。她心里一喜，谎称曾经跟着易某青打工，还跟他借过100来块，想把钱还给他。她打听到易某青老家村子的名字，他们同在一个县，两个村只隔几十公里。她又伪装成收鸭毛的小贩，向村民问清了易某青家的具体位置。但村民告诉她，易某青已经好久没回过老家了。

线索又断了——但2014年父亲的遗书让她坚定了找到易某青的决心。“我之前也怨他，为什么弄丢了弟弟？看了遗书才知道，那几年他一直在外面找易某青，”李海玉声音很轻，“我就不怨他了。”

她接下了父亲给她的任务，也把这当成了此后人生里唯一的任务。

●李海玉和废弃的老屋。李晓芳 摄

每隔三四个月，李海玉回老家探望母亲，便会顺便到易某青家蹲守。她藏在附近的山上，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是从早到晚，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山里的一朵蘑菇。

2016年，李海玉在易某青家门前的水塘边，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她觉得那人有点像父亲遗书里描述的样子。她拿不准，犹豫着喊了一声，“易老板，你回来啦。”对方停了下来，问她是谁。

李海玉说自己当时死死咬住嘴唇，克制心情。她还是谎称自己曾跟着他打工，过段时间想再出去打工。两人加上联系方式，李海玉趁机拍下了他的照片。

她和易某青在微信上搭话。为了让他放松警惕，她在微信上答应过一些过分的聊天要求，也怕露出破绽，只能降低联系的频次，有时隔半年才发一次信息，确保自己还掌握着他的位置。几年下来，易某青似乎也相信了她，有时会说只要出来见面，就给她介绍好工作。

但李海玉拿不准，这人是否真的是当年带走弟弟的人。她托关系查到易某青的身份证信息，而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易某华。她假装搞不明白，问他到底是易某青还是易某华？对方回答，自己叫易某华，但易某青也是他，是他过去用的名字，“两个名字，就是一个人。”李海玉觉得，自己有了确凿的证据。

2020年夏天，她听易某青说自己去了广西打工，将线索提供给湛江警方，易某青被捕。当地日报记录了抓捕现场，正在打牌的易某青叹气，“我知道，欠账是要还的。”

23年了，李海玉以为终于可以知道弟弟的下落。但警方告诉她，易某青供述，1992年12月底，他带走9岁的弟弟，持刀将其杀害。她脑袋嗡地发麻，一下感觉听不见任何声音，只不断追问，是我弟弟吗？

警方安排她和三姐返回湛江寻找弟弟尸骨。三姐这才告诉她，其实事发不久后，就发现了疑似弟弟的尸体:1993年2月，一位村民找牛时，在一片甘蔗地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父亲和一位朋友到现场认尸，远远看到衣服就晕厥过去，当时19岁的三姐也赶过去了。尸体穿的军绿色上衣正是弟弟的，而三姐搬运尸体时，看到右手大拇指也和弟弟的一样，有点歪。父亲担心母亲受不了打击，而李海玉和小妹又太小，因此特地嘱咐要瞒着她们。

这个秘密被他瞒到了生命最后一刻，遗书中只字未提发现尸体的事。在挖掘现场，李海玉又想起那句“绳之以法”，第一次意识到其中的真正含义。

另一个谎言

如今，李海玉最常说的话是，“没意义了。”她一脸疲惫，眉毛、眼角都往下垂。曾经担心弟弟回来后，连个家也没有，她2013年借高利贷，在乡道边建了一栋新房子。楼有两层，一楼大门气派，但屋内装修简单，只有最基本的床、饭桌、椅子等家具。二楼则是个毛坯房状态，只砌上了砖，没有刷墙，门窗更是不存在。

房子建到二楼钱不够了，只能暂时搁置。三年前知道弟弟没了，她更加没有修完房子的动力，二楼就这样空荡荡地裸露着。房子足够两家人居住，可是父亲死了，姐妹一个个外嫁，只剩她和母亲住在一楼。

这几天下雨，二楼墙壁开始渗水，她没心思上去填水泥。一床棉被泡在水盆里好几天了，她也懒得搓洗晾晒。她每天最关注的是短视频平台上，网友们对弟弟案子的关注和评论。

她不怨三姐瞒着自己和母亲，那几年向来健康的三姐常常生病，“她压力也很大，可是爸爸不让她说。”三姐也和李海玉说过，当初如果告诉她弟弟死了，以她的性格，可能会做些傻事。“我三姐说得对，如果我知道弟弟死了，我还会去找易某青，自己惩罚他，一命换一命。”李海玉说得很冷静。

村里人的观念，有儿子才有赚钱的动力，否则“建好房子、出去打工留给谁”？李海玉认同，还不知道弟弟已经去世时，她建新房，也下决心等弟弟回来后，就找那些占了自家地的村民理论，替弟弟都要回来，而现在“都没意义了”。

她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轻时在广东打工，一放假其他工友都去跳舞、溜旱冰，她窝在宿舍看探案小说，觉得自己或许用得上书里各种神乎其神的侦查技巧。她的人生过去只有两个目标，抓到易某青、找回弟弟。如今只剩下等待易某青被判死刑，“才能给弟弟报仇。”

当初发现的尸骨，父亲是委托朋友帮忙安葬的。朋友把尸骨装进一个泡菜坛子，葬在马路边的一处树林里。夭折的孩子不能立碑，朋友就记下旁边的水井等标记物。可是27年后，路变了，树砍了，水井也早已经填了，埋葬地在哪里，谁也说不清。

警方安排挖掘尸骨那天，两辆挖掘机沿路挖了几百米，没有收获。李海玉的声音很轻，“不知道为什么，（2020年）7月28号，我是真的觉得弟弟没了。”挖掘机离开时，她崩溃大哭，跪在地上用双手挖土，指尖全是血。

而易某青被关押半年后，2021年2月，因证据缺失被释放。而李海玉收到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发来的《不起诉理由说明书》，上面提出三点不起诉理由，一是认定被害人死亡的证据不足，因没能找到尸体，无法进行骨龄鉴定和DNA鉴定。二是当年现场勘查笔录、照片、尸检鉴定及现场提取的刀具均已丢失，没有任何书证。三是案子只有易某青供述，是孤证，不能认定其有罪。

李海玉记得，自己手指颤抖，几乎拿不住薄薄几页说明书，她哭了整整一夜。她和妈妈气得病倒，同时进了医院，李海玉住了20天，妈妈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妈妈开始忘了很多事，也糊涂了许多。

李海玉开始不断申诉。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却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每天昏昏沉沉，疯狂抽烟，燃尽的烟蒂落了一地。

●李海玉从2013年开始修建的新房 。李晓芳 摄

又过一年，当年掩埋尸骨的证人偷偷告诉李海玉，2022年2月20日，警方挖到了疑似掩埋弟弟尸骨的坛子碎片。她觉得那是命运的安排，“那天是我弟弟生日。”11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易某青构成故意杀人罪，决定撤销此前的不起诉决定书。

李海玉从湛江带回了几块坛子碎片，那天晚上，她抱着碎片好好睡了一觉，没有惊醒，也没有做梦。

今年2月，她收到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的告知书，上面写着“现该案已由雷州市公安局移送我院审查起诉”。李海玉不敢抱太多期待，生怕又是一场空。

易某青归案后，她从没告诉过妈妈，弟弟已经死了。她带妈妈找过村医，疑似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但妈妈的状况不影响生活，她们就没去更大的医院。妈妈只是每天会背着大包小包，总说自己要回废弃的老屋。她会笑眯眯地说胸前挎的小包里“装着家门钥匙”，但背后的黑色书包装了什么，她从来不说。李海玉有几次看到，里面是小孩穿的衣服、鞋子。

妈妈知道，客人都是为家里的那件“大事”来的，但一问她，她只是笑，不肯说“大事”到底是什么。她看过李海玉和网友连线直播，李海玉就告诉她，弟弟在网上上班，这些是他的工友。一个晚上，妈妈突然大哭，说自己听到了她和客人的谈话，她一直在骗人，弟弟没有在手机上上班，而是早就没有了。李海玉只能哄她，刚刚聊的是犯人抓起来了，弟弟很快就回来了。

妈妈不再闹了，只是小声哭泣，又突然让李海玉送鞋子到学校去。当年父母找去学校时，周围认得易某青在李家帮工的村民说，弟弟被带走那天，易某青骗他妈妈生病垂危，得赶紧回去见最后一面，弟弟急得连鞋子也没穿。

有时候，李海玉也不确定，妈妈到底知不知道真相？过去20多年，她担心过弟弟被人拐了后，被砍手断脚，遭遇危险，但总觉得没看到最终结局，就还有希望。对她来说，“有弟弟才有一切。”这意味着童年的幸福，父母的爱，不被欺负的底气，生活的目标。她是这样被“塑造”的，也因此深信不疑。

“我宁愿不知道真相，起码我还可以一直找一直找。”比起虚假的希望，残酷的现实更让她难以接受。她以后也不打算告诉妈妈真相。这个家还是需要一个“谎言”，哪怕她们都知道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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