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面对日益无常的极端气候天气，政府要如何救灾才是负责任的？」

郑昶人

2023年，中国华北水灾如此严重，究竟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简单。归根结底，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极端气象事件，在两个台风系统的水汽输送下，太行山和燕山脚下的京津冀地区在几天之内达到了一年多甚至两年的降水量，形成百年难得一遇的洪水。这种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不同于流域内长时间降水形成的逐渐涨水，后者即便基建不足，还可以通过加固堤坝、修建临时分洪道等等方法避免决堤、溃坝等等，而这次的洪水来了就是来了，全看平时有没有足够的水利基建。

特别是距离山脉更近的北京门头沟区、河北涿州城区，原本就容易形成急速下冲的山洪，而史所罕见的暴雨在几个小时内就快速涨水成灾，更加难以防备。实际上，由于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导致的用水增加，华北在过去几十年面对的更多是干旱而非洪涝，很多以前的发达水系现在都退化成了季节性的，夏天下雨就有水，更多的时候可能和断流没有差别。包括白洋淀，若非雄安新区重建生态，可能已经干涸。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了社会意义，政府也非常清晰地理解灾难应对的政治意义。

但这个问题也很复杂。任何灾难都不止是单次的自然事件，而是前前后后的过程，防灾、救灾都是灾难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些人类的部分，通常都能够追溯到政府层面。人类社会之所以形成复杂组织，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灾难，集中资源的政府是天然的最终责任人。特别是自古水患严重的地区，专门有历史假说认为古代集权政府的诞生，是为了集中资源修建大型水利设施，中国就是其中一例。

应对灾难的水平可能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任何天灾，无论致灾的自然因素极端水平有多么严重，政府都不可能推脱责任。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了社会意义，政府也非常清晰地理解灾难应对的政治意义。中国政府一直以家长式的保护角色自居，可是，这次从应急到救援政府反应为何那么差？未来面对日益无常的极端气候，政府要如何救灾才是负责任的？以及，这只是中国的责任吗？

保卫北京？保卫北京

很多北京人拿着流域图说事，其实忽略了根本问题：凭什么上游的河北人就得保卫下游？难道不是因为北京意欲如此？

此次灾后最大的话题之一是“保卫北京”。必须承认，水文上来说，受灾严重的涿州等河北地区真不是北京的受害者——北京西南水系向河北分为数条河流，最终汇合在海河，河北中部地区保卫的是下游处于低洼的雄安新区，以及作为海河入海口的天津。有雄安公众号说，如果不是新区建设，恐怕这次要淹的就是白洋淀周围的三县了。此言不差。

水往低处走，但是低地的定义不仅仅是自然的。水的流向是人为可以控制的。北京在上游，既不容易被淹也不能被淹，下游的天津容易被淹却不能被淹，中间的雄安海拔最低，却也不再能被淹。地势的“高”与“低”在华北是一种政治概念，水只能去政治地位低的地方。

1963年海河大洪水时，为了防止下游的天津城被淹，白洋淀作为其中一个蓄洪区，疏散了周边几个未来划在雄安境内的县城。即便如此，当年北京的朝阳等区依然受灾严重。在白洋淀周边，由于1963年泄洪疏散后居民迁走，周围经济发展导致用水增加、来水减少，很多原本留给蓄滞洪水的河道、湖区干涸，变为荒地。这些为了保卫人口稠密地区的大局才形成的荒地，阴差阳错又成为了疏散非首都功能大局的雄安新区的选址。

为了保卫人口稠密地区的大局才形成的荒地，阴差阳错又成为了疏散非首都功能大局的雄安新区的选址。

从自然角度上，北京、河北、天津同处一片古代冲积平原，被水网联系在了一起。古代，河流上下游的关系就是经济的流向，但是自从北京成为首都，这几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就转为了政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游的北京在政治上一直压过下游的天津，但在清朝，作为漕运门户和海运港口的天津被外国占作租界城市，逐渐从农耕时代的卫星府城变为了华北经济重镇。两座城市相互依存，也相互竞争。竞争什么呢？谁能从河北拿到更多的空间。

周边的河北本质上就是京津两城的奶牛，周边县城不断被划入两个直辖市，还要为京津供水、供电、供人力，给他们打下手。比如涿州为何集聚如此多的图书仓库，是因为北京从2017年开始驱逐低端人口、清理周边小仓储，低成本的河北像承接北京不要的重工业一样承接了北京抛弃的产业。政治上的安排改变了华北平原的自然地貌联系，这片区域中的政治中心北京成为最高地，天津是次高地，雄安在逐渐垫高，其它地方都是低地。资源的流向和水恰恰相反，哪里高，他们去哪里。

所以这次救灾出现令人咋舌的诸种不畅，例如泄洪过于突然、民间进入救援却要官方发邀请函、用于救援的橡皮艇不够等等，除去突发极端气象、华北近年水灾救灾经验少以外，根本上是因为这就是泄洪区的政治生态：总是做好被放弃的准备，总是以上游的安排为基本行动指南。这个上游以前有时是水文意义上的下游天津，现在有时是雄安，但是永远是北京。很多北京人拿着流域图说事，其实忽略了根本问题：凭什么上游的河北人就得保卫下游？难道不是因为北京意欲如此？

泄洪区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结构，永远处于灾难的预备状态，处于永续的生态紧急状态，行政权力在根本上主导全部资源分配，自然组织的调控是不必要且暂时的。

虽然说世界各国都有保护下游城市的泄洪区安排，但是中国水患多，人口多，无法做到完全禁止泄洪区住人，这也就形成中国泄洪区的特殊政治模式。出身淮北的学者马俊亚研究为什么自己家乡所在的黄泛区从文明摇篮变成了“穷山恶水”，写出了《被牺牲的“局部”》。他的结论非常直白：“淮北社会问题的根源，历来是权力积累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经济积累方面的不平等，并由此造成社会的不公。”明清两代，黄淮水患频发，为保北京粮食的漕运通畅，有司治理黄河时牺牲了淮河，在淮河流域蓄积湖水冲刷黄河泥沙。但是因为黄高淮低的水势，这一保证漕运的举措反而导致淮北饱受洪灾之苦。原本与北京没有流域关系的淮北，反而变成了北京的下游，要为北京承担水患。这种政治不平等带来的高差，才真正决定了洪水的流向。

河北是一样的。流域的上下游并不是灾难的核心。比如兰沟洼蓄滞洪区，原本是白洋淀的上游，但是在雄安防洪关闸之后，洪水经由新修的水利枢纽直通东淀和天津的静海，这句话提到的所有地方原本是同一流域，但这次除了雄安全都承担了泄洪任务。在泄洪区，最好的情况下是有人提醒你，你的土地会被淹没，你的财产会被赔偿，你的生活要等待一个势必到来的灾难，最坏的情况是——连你自己都选择遗忘。

泄洪区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结构，永远处于灾难的预备状态，处于永续的生态紧急状态，行政权力在根本上主导全部资源分配，自然组织的调控是不必要且暂时的。所以为什么官僚会对民间介入那么不知所措？一来当然是新时代以来对民间组织讳莫如深，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合作模式，二来是泄洪区不能有民间自发。试问，如果泄洪区组织起来反对炸坝泄洪，那泄洪区不就没用了？所以才有河北霸州市男子擅自在泄洪区大堤上停留观望被行政拘留。很可能，和很多泄洪区村民一样，他们在堤坝上守着只是为了家园不被淹没。

“人类世”的灾难分配

任何情况下，中国的问题必然和党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气候问题是真的有不讲政治的部分。

不仅仅是华北，东北、西北也正遭遇洪水，看起来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河北如此经典的泄洪区政治。我们可能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谁在决定灾难的流向？

我可以再做一些微观的政治学总结，或者是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对新时代现状导致的救灾不力批判一番，可是批判中国政治太简单了。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任何情况下，中国的问题必然和党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我看来这不应该仅仅被视作是一个中国的政治事件。气候问题是真的有不讲政治的部分。蒙古的风沙会吹来北京，在山东登陆的台风可能会在朝鲜带来暴风雨，造成暴雨的厄尔尼诺现象会让美国加州更多山火。在京津冀，党有能力决定水流，可是同样的水灾以后会频繁地在全世界发生，那时德国或者美国的某个保留泄洪区会被灌满，城市也会被淹没。回到根源，如果全球气候变暖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气候问题将会演变为全球性的灾难，任何政治问题都将只是气候灾难的次生灾害。如果把气候事件割裂地理解为单个国家的政治问题，只会阻碍我们理解人类的普遍责任。

我很想说，没有人应该有决定灾难流向的权力，但这是非常幼稚和不现实的说法。如果是人类刀耕火种的年代，神力——或自然的伟力是必然的悲剧，但是到现在，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已经大到形成了“人类世”，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说自己对自然没有干预能力。就是这种能力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促成了1945年开始的“大加速”，气候变化的速率急速上升。战后普遍的经济发展让人类在地球的碳、氮循环中获得了主导地位，核辐射、微塑料、碳排放等等人类痕迹已经让地球进入了一个和前一个地质时代完全不同的世代。

这个地质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我们可能正在见证，灾难将会成为日常经验。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这种心理准备。事实上，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城市或者工程是以气候紊乱为前提建设的。

这个地质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我们可能正在见证：急速的气候变化、频发的极端气候事件，一切都说明气候稳定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们已经踏入了“乱纪元”，灾难将会成为日常经验。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这种心理准备。

在过去，人类的历法建立于稳定环境，四季有定时，有物候标准的节气。但是今天，北京没进伏天就有四十度，南美高原冬天还有三十度，很难想象如果这样的气候变成三年一度甚至一年一度，我们这样对环境的稳定周期认知还有没有意义。我们还在用全新世的气候数据来判定某种现象在气象意义上“十年一遇”、“百年一遇”，并建基于此进行城市建设。事实上，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城市或者工程是以气候紊乱为前提建设的。有些人根据门头沟不久前修建海绵城市的政府宣传，来嘲笑门头沟在本次暴雨中几乎全境街道都在行洪。但是海绵城市本来就是以一年一遇级别的降水下渗为标准去设计的，并不能用来应对百年一遇的极端降水。

想要减灾，极端气候必须极端规划。很不幸，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可能是那个霸占了白洋淀沿岸的雄安。正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雄安是一个活该被淹但是不能轻易被淹的地方，雄安拥有200年一遇级别的防洪水利措施，能够让雄安在这次洪灾中不可思议地——也并不应该地——做到了独善其身。这种意义上，雄安真的是一个歪打正着的千年大计，一个极端年代的未来城市。可问题就在于，雄安不可复制，不在于修建雄安的经济效率太低，而在于雄安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安排，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要让首都变得更像首都，而首都永远只有一个。更糟的是，如果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频率进一步变大、变快，极端规划还来得及吗？十年前的百年一遇，可能在未来只是十年一遇，那纵使是雄安也自身难保了。

有些时候是政治上的高差引导灾难的流向，有时则是经济。比如，在日渐严重的美国加州山火中，富人能够购买每天几千美元的私人消防员保护私宅。根据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一项研究，美国西部山火接近房屋时被灭的可能性会提高16%，靠近的房屋价值更高，火更有可能被扑灭。按研究者的说法，“假设一场大火正在烧向价值一千万美元的房屋：当大火接近十栋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房屋时，它被扑灭的可能性要比接近一百栋价值十万美元的房屋大”。这同样是一种人为控制的流向。

在灾难时代，如果我们不在泄洪区，那要对潜在的泄洪区负起怎么样的责任？不管那是一个中国的政治低洼地、还是国际上的气候政治低洼地。

而更宏观地说，人类社会中更发达、更有权力决定全球环境变化水平的国家，可能可以决定未来海平面上涨的幅度、森林的面积、控制下游水域的水利设施等等，而灾难对他们的影响将会被引导向其它国家。这样下去，普遍化的极端气候将带来普遍化的以邻为壑，今后将会出现跨国意义上的雄安和泄洪区。对于低海拔国家来说，他们是高排放国家的泄洪区；对于缺水国家来说，他们是上游修坝国家的泄洪区。如果这些泄洪区国家有强力政治组织，他们（也可能是我们）会反抗，而如果没有，他们会和淮北、涿州一样陷入悲惨的境地。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秩序进一步加重受灾程度的不均匀分配，而国与国之间的分裂会让这种不均匀变成次生灾难。

我很难想象，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激进国际政治安排——或者说，在灾难时代，如果我们不在泄洪区，那要对潜在的泄洪区负起怎么样的责任？不管那是一个中国的政治低洼地、还是国际上的气候政治低洼地。这就好像人类总是面临着电车难题，每个人都绑在车轨上，改变车轨道的杆子可能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根，不是你拉就是别人拉。其中一种方案是发行某种平衡责任的债券——真正意义上的赎罪券。

但或许对所有人来说，最简单也是最难的方案，就是在步入这样的极端时代之前，从个人生活、公共生活层面上，都尽力去参与阻止气候变化加速的一切行动。同样，我们也需要同等水平和规模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才能在一切都太晚之前保证我们都负起同等的责任、有平等的生存权利。

这也是一种现实：在处处皆可能黄泛区的未来，若没有次次生还的胜券和信心，更多的关心和参与则是对自己负责的政治选择。